作者钱梦妮
展览厅的墙上挂着一排小小的相框,里面是一幅幅黑白照片。夕阳中高耸的吊车剪影、街道对面背负沉重货物的行人、列队进入城市的军队、站在高处聆听演讲的人山人海——相纸的细微颗粒令这一幕幕的历史画面笼罩了一层朦胧的光晕。
这些照片里的世界,都是由同一双眼睛捕捉到的,它们的主人名叫埃内斯托·格瓦拉。人们尊敬他,于是把表示“革命同志”意思的“切”放在他的名字里,纷纷叫他为“切·格瓦拉”。
9月8日到10月5日,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展出232张这位古巴革命家拍摄的作品。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在政治历史之外,另一个切·格瓦拉。
相机背后的“切”
“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透过这些照片,我能够知道父亲曾到过哪些地方,曾经为了什么而斗争——这些照片对整个家族来说是无价之宝。”切·格瓦拉的儿子卡米洛·格瓦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他的革命家爸爸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1955年结识卡斯特罗兄弟,之后来到古巴,参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切·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到非洲和南美洲继续进行游击战争。1967年10月,他在玻利维亚被杀害。
切·格瓦拉最后一次离家时,小格瓦拉只有三岁。父亲的行踪需要严格保密,于是就乔装打扮成一个老头子,回家探望妻儿。卡米洛的姐姐甚至觉得这个陌生的老头“爱上”她了。
临走时,切·格瓦拉把一卷录音带交给妻子,上面录着他亲口朗诵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儿女和妻子。
“从纯摄影的角度来说,无论构图还是光线,父亲的照相技术都相当成熟。”四十岁出头的卡米洛,目前担任古巴“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也是个摄影爱好者。他介绍道,母亲阿莱伊达·马奇(AleidaMarch)曾经在1989年请来古巴著名艺术家莱斯比亚·温特·杜墨埃斯(LesbiaVentDumois)评估格瓦拉生前所拍摄的照片。由于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给杜墨埃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90年举办了切·格瓦拉摄影作品的首次展览。随后,这个名为“摄影家格瓦拉”的展览在10个国家的16个城市展出,观众得以透过格瓦拉的镜头观察到革命家眼中那个壮阔又残酷的世界。
卡米洛告诉记者,他本人很喜欢的一幅照片是张小孩的特写。“小孩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似乎是在表达诚挚的感激之情,”他补充道,“那是在1959年,父亲曾带领第八纵队为当地低收入阶层新建了学校,还装上电灯。那些来自山区的孩子们看到电灯,以为是天上的星星掉了下来。”
复制的偶像
提到“切·格瓦拉”这个名字,或许绝大多数人的脑海中浮现的更会是他在镜头前的样子,尤其是那幅经典的头像:头戴贝雷帽、咬紧牙关,深邃的眼睛望向远方某个不存在的点,表情极其凝重。
历史书上有这张图,街头文化衫上有这张图,摇滚乐专辑封面上有这张图——它几乎已经超越了切·格瓦拉本人,成为反叛、斗争的代言人,成了纯粹的LOGO。
“切·格瓦拉在拉美、非洲都相当有名,那里的人们都把他当作图腾。”卡米洛说,后来人们冠之以“人民的医生”这一称号,因为“他已经不是革命者这么简单了,而是社会的医生,人民期望他可以治愈整个社会的病痛”。
这张经典图片由古巴记者阿尔伯托·柯尔达(AlbertoKorda)拍摄。1960年3月“‘勒库布尔号’事件”发生,哈瓦那出现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柯尔达在现场捕捉到格瓦拉这个瞬间的表情——既充满愤怒又充满悲痛。第二天,这张照片就被发表在《革命报》上。
七年之后,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死后被古巴政府追授为烈士。卡斯特罗还以柯尔达的这张照片为蓝本,命人制作了一个格瓦拉头像的铁线雕塑,至今仍悬挂在哈瓦那内政部大楼上。
当时这幅头像的拥有者、意大利左翼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意识到它的商业价值,立即出版了以这个头像为封面的格瓦拉日记,同时印制大量海报——这些海报旋即出现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表达人们对政府的不满。
至此,这幅肖像开始广泛传播。它被印到T恤上、球鞋上、吉他上、相机上,成为年轻人表达叛逆与斗争精神的符号。甚至得到美国波普大师安迪·沃霍尔的青睐,将其套色、重复印刷、并置,成为与同系列玛丽莲·梦露像并肩的代表作品之一。
当被问起父亲的形象被如此“制造”有何感想时,卡米洛·格瓦拉不以为然地耸耸肩:“现代社会人人都喜欢标新立异,他们爱用某个形象来当作标识,或者用几千年前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利用格瓦拉形象来赚钱的人无可厚非。”
“再说,假如你是个懂格瓦拉的人,把他的头像穿在衣服上,有人看到问起,你就会介绍那个真正的格瓦拉,他的信念、他的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挺好。”
不过,当“复制的偶像”切·格瓦拉脱离了其身处的历史语境,他自然免不了被神化的命运。“我的存在就证明了他不是神,因为神不会有后代呀!”卡米洛开了个玩笑。“事实上,他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他与常人不一样的是,他关注不公正的现实、关注这个世界、关注世界上的人民,他甚至常常彻夜难眠。“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看到周围革命力量的成长。然后,他环游拉美,目睹人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决定要做些事情。”卡米洛严肃地说。
当年,23岁的切·格瓦拉离开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跟好友一起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壮游”拉丁美洲,这一经历几乎就是他人生的拐点。那位与他一同上路的伙伴叫阿尔贝托·格兰纳多,老头儿去年才刚刚离世。在晚年,他因为一部讲述这段游历故事的电影《摩托日记》而有机会面向大众重新讲述自己伙伴的故事。
“正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因为他做这些事情的方式,才使得切·格瓦拉成为了一个超脱常人的伟大的人。”卡米洛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