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是画家中的大画家，不是百姓眼中的大画家！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这就是画家的艺术符号，而关良的符号就是“孙悟空”！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4年

前些日子去一位画家朋友家里，话题总是离不开关良先生。他说关良是画家中的大画家，不是百姓眼中的大画家。我问为何这么说，他答道，一般人只知道徐悲鸿、齐白石，关良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不够高，自然少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但凡提到关良，都会尊他为中国戏剧人物画的开山鼻祖。只可惜在当今社会，戏剧已经边缘化，流行的是快餐类的娱乐文化，普罗大众知道关良的寥寥无几。戏剧人物画鼻祖的提法太笼统，要想使天下人认识关良，还得为先生找一个令人一见就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的绘画符号——一个雅俗共赏的人物形象，既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又完全能代表关先生高超的绘画技法和意境。借此绘画符号来推广先生的戏画和其它题材作品，如此，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关良感兴趣，愿意去欣赏、研究他的作品。我想，这个标志性的符号就是他画的孙悟空。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关良由日本留学归来，上海成为了他工作、生活的中心。而1920—1940 年是京剧艺术的鼎盛时期，乃全国第一大剧种，拥有众多的戏迷、票友，看京剧是上海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关于孙悟空的戏俗称“猴戏”，非常受欢迎。郝振基、杨小楼、郑法祥、盖叫天、李万春等都有精彩的猴戏表演，只不过扮相和表演各有不同。想来关良先生一定也目睹过他们的舞台风采。郑法祥是南派猴戏的代表人物。他博采众长，大胆突破旧程式，创造新规范，其身法、手法、步法、棒法、筋斗乃至唱念、扮相皆与众不同。他演的孙悟空以气势取胜，追求在似与不似之间彰显神妙。

   1929 年，他在上海齐天舞台演出《西游记》，就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我认为，关良的孙悟空戏画创作受郑法祥表演的影响颇多，不过四十至五十年代并未见先生的大量猴戏作品。直到1961 年底，浙江绍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演出，于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表演之后，他才真正开始创作了大量的以孙悟空为题材的戏画作品。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表演之时，郭沫若先生连看六遍，并作诗一首：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选白骨累三遭。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毛泽东对此剧也大为赞赏，和诗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纵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孽又重来。这时的关良虽已退休，但仍担任上海画院画师。而画师是要交画作的，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以毛泽东这首七律为题材创作了数幅孙悟空戏画作品。

   在如今艺术品市场上，常见到的关良有关西游记的作品，最早应是1964 年创作的。大部分都突出孙悟空棒打白骨精的场面，孙悟空猴眼圆睁、怒不可遏，手中金箍棒颤抖弯曲，砸向妖怪，观者似乎都能听到那千钧一棒发出的“呜呜”风声，不禁毛骨悚然。至于扛着钉耙的八戒、闭着眼一门心思念咒的唐僧，还有总是任劳任怨挑担的沙和尚，则被置于画面的次要位置，这就更加衬托出齐天大圣横扫一切的骇人气势。文革后期，先生也创作了其它的一些关于西游记题材的画作，如火焰山等。文革结束后，他更是反复创作“三打白骨精”。

   1979 年，叶圣陶先生为他题诗：不辞反覆绘三打，想见兴怀玉宇清。石窟飞天堪媲美，如斯艺事倍精英。在戏画上，关良是删繁就简的高手，在后来的这类作品里删去了八戒、唐僧与沙和尚，画面里只余孙悟空怒打白骨精。有人认为这些作品里的白骨精暗指江青，孙大圣棒打白骨精实在是大快人心！偶尔也见其1977 年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画面作了调整，整幅画面唐僧、沙和尚、猪八戒占了主要位置，孙悟空腾空而起，在画面一角追打白骨精。猪八戒跨步招手，仿佛在喊“猴哥，快回来”， 憨态可掬；唐僧恍若无人端坐于白龙马上苦苦念经；沙和尚挑着担子快步跟上，似乎并不担心大师兄会否失手。整个画面趣味愈发浓郁了。中国四大名著给了关良先生取之不尽的绘画题材，他创造的孙悟空形象集绘画的精气神于一体，是普通百姓心目中勇于担当责任、扫除邪恶、维护公平的正义使者，放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谓“火眼金睛辨是非，棒扫尘世万里埃”。

   关良先生的孙悟空应该是他最鲜明的艺术符号，只要关注和喜欢关良作品的朋友多加宣传，它必将为普罗大众所熟悉和喜爱，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等一样使人过目不忘，深入人心、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