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作为“共和国重工业长子”的辽宁省，从建国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一直有着其他省份难以超越的优越感。在特定时期，重工业的成功的确给这片黑土地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辽宁曾经被称为是美术大省，并在北京之后就举办了首场艺术品拍卖会，沈阳北站古玩市场曾经和北京潘家园、上海城隍庙、天津沈阳道齐名。但是正如辽宁省高喊的经济“颠覆式”转身的结果一样，艺术品收藏市场并未华丽转身，反倒陷入了“工业惯性”的漩涡。缺乏了政府和大资本支持的沈阳，如何突破层层的束缚？企业带动收藏和艺术家创作，在现在看来是沈阳化茧成蝶的宝典。

作者：王林娇

鬼市中兴起的收藏大军

今天的沈阳北站作为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潮流全然使它丧失了早年间的风韵，尤其是作为重要的古玩交易市场的场所。据原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介绍，当年，开放式的沈阳北站古玩地摊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爱好者，为了抢到一小块摆摊的地盘，交易者前半夜就来占地方，而许多逛摊人也会早早赶来。往往天还没亮，交易就已经开始了，场内手电筒、蜡烛、油灯等的光线闪闪烁烁，场内买卖双方的低声交流更给市场平添了一丝神秘。于是，人们也把这里称作“鬼市”。

堪比北京潘家园的沈阳北站古玩市场以什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古玩爱好者？支运亭说，张学良功不可没，张学良开放了沈阳西北，就是现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旁边，一时间，纺纱厂、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都在这里扎根，随之而来还有戏园子、剧场和茶馆，梅兰芳等名角都在这里驻唱过，快速的积攒了人气，也带来了专门做交易的古董贩子。

“溥仪外逃的时候，落脚在沈阳，从北京故宫带来了大量的古董珍品，为了维持生活，就以股东作价，抗战胜利之后，溥仪从银行带着六箱珠宝准备外逃，没想到一出银行就被截获，”支运亭说，沈阳作为清朝的陪都，曾经有四个皇帝十次东巡，带来的古董珍品是不可衡量的，长时间内，北京故宫有什么，沈阳故宫就有什么”。

形成沈阳原始艺术品积累的还有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建国之后，当各地还停留在恢复战争的思绪中，沈阳早在国家的扶持下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黄宾虹、石鲁等艺术家都在沈阳北站这里举办过展览，为了响应国家大力建设的号召，展出的作品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主题，往往是展览还没有结束，作品就已经卖出去了”支运亭说，这里就留下了大批文人墨客的作品。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之后，整个沈阳地区十分重视重工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削弱了对于文化的建设力度，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北古玩市场还是在逐步的壮大中，直到文革前，这里还大约有二十多个地摊，这二十多个地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落后于现在的一场拍卖会。支运亭说，高珍品率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不存在造假的情况，不管是溥仪皇帝，还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都从北京带来了大量的珍品，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三方宝玺都是张作霖从外面带回来的。文革开始后，害怕受到牵连，很多的珍品就被丢弃隐藏，大炼钢铁时候，许多珍贵的铜像都被挖出来，回炉再造工业用品。

沈阳北市场的真正消失是在解放以后，古玩行业也跟随着沈阳北市场的逐渐消失而不复存在，但不少买卖行家却还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不再像沈阳北市场那样高调，更多是私下交易，但随着建国之后沈阳重工业的发起，文化商贸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古玩行业也就在沈阳这片土地上寂静下来。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为什么沈阳北古玩市场为什么会在文革前衰退时，当地收藏家潘德柏总结出一个概念：工业惯性，过度的推崇重工业带来的是对文化建设的削弱。支运亭说，和古玩市场一样，剧场、戏园等娱乐场所也是在那个时期从沈阳北这个昔日热闹非凡的地方退出了。

房地产引发了沈阳收藏的第二次春天

改革开放之后沈阳的收藏市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并不超前，新的收藏群体的形成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完全符合一个以重工业城市发展为主的城市，高大的厂房、钢铁机械、火红的熔炉、充满厚重的味道，工业城市的这种印痕似乎挥之不去，如今的沈阳连城市雕塑也充满着钢铁工业的痕迹，半个世纪的沈阳经历了工业、拆迁、废墟、重建，而成长于这里的人们已经将这种城市性格融入到血脉之中，文化和收藏之于他们而言似乎有点陌生。对于那个时期的东北而言，支运亭谈到：“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知觉，当时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经济不太景气，有好多老工业基地，这些厂子产品没有、资金没有、工人下岗，待业，这样也没有人会想到买卖这些东西。”

“应该大约是98年以后，2000年左右，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搞建设，搞房地产开发兴起，房地产开发兴起似乎就开始要盖房子，比如这个小区要盖什么，要动迁，动迁户卖破烂，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就发现有一些老的什么东西历史很长，动迁了你说你到哪儿租房子怎么摆，就把破烂摆在大街上，马路边上，开始卖，在卖破烂过程当中就兴起收藏，因为你收藏。过去有场所可以去卖，现在没有人，都是自己家里，谁也不敢卖，再加上东北地区改革开放意识比较晚，过去受计划经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敢太靠前，就是从房地产市场兴起，沈阳的收藏才开始起步。”支运亭谈到他对沈阳收藏市场的形成是和城市建设以及人们的思想很密切的。

房地产的开发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引发了沈阳收藏群体的活跃，老百姓家里看似或者破破烂烂或者结婚送礼的瓶子罐子陆陆续续被拿出来摆摊售卖，而此时，一直私下活动的古董商和古玩爱好者随之浮出水面，支运亭谈到当时的状态：“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地方放，就在大街上卖，有一些小配件，摆设什么的，就开始卖，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每家每户能够保存下来都有一定的历史概念，瓶瓶罐罐有的是官窑烧的，也有民窑的，最后大家都拿出来卖，这一卖，当时文物店也收了不少，而且有的带款的，最晚的也是民国晚期仿的，那是允许的。所以后来这个时候就开始流行搞收藏，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收藏，收藏热以后开始兴起拍卖，很多人看到文物拍卖值钱，有好多人开始加入进来，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早产拍卖行的结构性缺陷

“改革开放的第一锤在沈阳拍的，不是艺术品，公共拍卖，沈阳成立拍卖行是全国比较早的，第一拍引来了全国很多媒体，那个时候拍卖的时候有很多笑话，比如是一个罚没的录音机，市场是四、五百块钱，一拍拍到了一千五、六百块钱，大家鼓掌，这个鼓掌可能是倒掌”，潘德柏是当时的一名新闻记者，他见证了沈阳的首场拍卖会，这种新颖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从古玩市场上买东西的模式，并且在当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这个程度上来讲，沈阳地区的拍卖行其实是走在了国内的前列，并且吸引了北京等地区的艺术品从业者。

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沈阳并无特别优秀的艺术家，也没有适合艺术品交易的土壤，但是是什么促使着沈阳拍卖行的早产？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说：“那个时候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拍卖在全国还没有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参与来这边拍卖北京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觉得很惊讶，北京在卖1万块钱的东西，在沈阳这边拍五万。”“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假货的情况，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可能有些假货在北京卖不出去，在沈阳由于鉴赏的水平有限，反而能以比较高的价格拍出”潘德柏进一步解释到。

董国强谈到他曾经参与筹划组织沈阳的第一场艺术品拍卖：“1997年的4月，那时另外一位朋友在辽宁省拍卖行做副总经理，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人当时策划的。当年是我们把翰海，当年被说是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第一品牌，把它请到沈阳来，为此我们也成立了辽宁省拍卖行，当年那个拍卖应该说是很成功。在那之后，连续也做过几次，包括在鞍山、大连都做过拍卖。”

从沈阳的第一场拍卖会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起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一些拍卖不如早年一些场次的拍卖整个质量高。时任辽宁广大拍卖行的总经理向雅昌艺术网介绍了当下沈阳拍卖行的情况：辽宁广大拍卖行基本上已经不拍了，老牌辽宁国拍也只是拍少量的红酒和书画，另外有几家比较新的拍卖行，没有文物拍卖的资质，以及一些私人利用其他公司名头做拍卖，都是比较畸形的拍卖模式。

过早和过多的关注在沈阳并没有形成后续的发展，当我们追问这其中的原因时，潘德柏更多的是惋惜：“辽沈地区虽然拍卖行数量很多，但是真正在艺术品拍卖既有学术性，又有资本实力的也不是很多，当代拍卖行的运作应该是具备这些条件，另外做一些学术性的尝试，包括鉴定等种种还是比较的薄弱。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大资本的注入。”

辽宁是东北唯一一个入海口，这位区域地理的优势并没有让国家政策有所倾斜，严重滞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辽沈地区原来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比较多，个体经济、私人经营这一块并不像江浙地区那么快，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做拍卖会受到很多限制，包括资金的分配等方面。人文环境也是造成沈阳拍卖行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工业城市带给教育的就是文化和艺术的缺失，尤其是在人才的培养上，偏工科的人比较多。

早产儿带来的结构性缺陷在辽宁表现的特别明显，尤其是艺术家对拍卖行之间的信任问题。在所有的拍卖机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沈阳就率先开槌，多数艺术家在拍品的低价和成交价的问题上存在着异议，潘德柏说，第一艺术家对拍卖行的估价不是很理解，他们认为估价就是卖价，我一般正常市场可能卖五万块钱，你给我估价写上一块以后一万到二万，这个心理他可能不接受，他是对拍卖的认识问题。第二，有一些画家也可能担心这个画拍不出去或者流拍，或者拍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对他目前的价格是有负面影响。

“沈阳的藏家很容易买到假货，而且在沈阳的市场上真品率大不如从前”，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李晨说，这就正如潘德柏所说，由于早期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一批假货流入到沈阳，另外一方面，在拍卖中鉴定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沈阳这个早产的拍卖体系中被忽略了。

作为把艺术品拍卖带入到沈阳的第一人，董国强说，对于买艺术品，掌握辨别真伪的能力，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经受买卖大量东西，看很多东西以后，才能够有一个眼力，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掌握市场行情却不是什么难事，某件东西值500万，一查行情值500万，100万卖出去肯定是假的。

本土画家撑起的古玩店式画廊

“我们都在诟病拍卖行，尤其是作为二级市场，在争夺一级市场的蛋糕，但是其实，当一方过于弱小的时候，另一方应该承担起整个生态的责任。”潘德柏说，沈阳拍卖行相对于沈阳的画廊来讲，虽然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缺陷，但是在早期，拍卖行使得收藏家得以聚集，使得沈阳的艺术家价格更上一步。“沈阳画廊目前这个状况，是由多数古玩店组成的，占了非常大的份量。事实上并没有专业的画廊，甚至连代理制度都没有；另外一方，还是资金的问题，没有资金进驻，靠的基本上几代人坚持下来的古玩店，以及一些收藏起家的艺术新贵。

潘德柏从2000年左右就一直在关注沈阳的艺术市场生态，他对记者说，沈阳真正意义上的画廊没有，真正的画廊和北京相比，最起码有代理的，这个画廊要做一些画廊应该做的事，比如给画家做展览，做做推广，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弱的，很多所谓的画廊多数是从原来的装裱店一点点演变过来的，由原来的这些古玩店演变过来的，专业的画廊只有那么一两家，不多的话整个一级市场就造成这么一个状况，收藏者都是想找一个差价，到某某老师家拿一幅画，假如说卖五千块钱，事先拿过来以后，中间有一个一百块钱、一千块钱的差额，能挣五百是五百，挣八百是八百，都是这么做，整个有点儿像画画也好，作品差价，真正意义上推广的画家做的几乎是没有。

大部分画廊都在商业和艺术间纠结，无力走向全国市场和国际舞台，靠着本地画家吃饭，而主要的一部分收入竟然是流水化的商业画和装饰画。艺术在这座大工业城市的转型期期待着早些升值。

李晨对于沈阳画廊的形容更贴切：“如果把艺术品作为产品来讲，那么我们辽沈地区不缺产品，就缺经销商，而且还缺品牌打通的过程”。有人曾经形容沈阳的画廊业，起步很早，发展曲折，画廊的境遇好比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儿就要参加奥林匹克竞争，去和全国的画廊业进行残酷的竞争。

来自沈阳古玩艺术品协会的数据显示，沈阳画廊业兴起已有15年光阴，目前有100家以上的画廊，多集中在沈阳鲁园古玩城、盛京古玩城和北市古玩城。沈阳画廊的状态可以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每个月开业大约20家，但是每个月也会关掉15家。

据当地策展人张学军透露，沈阳本地画家的画作，多半是每幅3万到5万元左右，10万元以上的作品并不多，一般画廊经纪人的提成在20%以下，甚至更低。定价是由经纪人和画家共同协商的，一般画家会出个底价，至于画能卖到多少价格，要看经纪人的本事，总体来讲，价格并不虚高，泡沫很少，市场还属于培育阶段。

虽然沈阳的画廊也较多的承担了推广本土艺术家的角色，但是沈阳画廊业的另外一个特点却严重折射出了其中的问题，急功近利式的“傍大款”，当地媒体这样形容沈阳画廊业：用餐桌上的食物来形容，那就是有人连青菜萝卜都吃不到，有人却是膏粱厚味，燕鲍翅肚。这种极端的方式只能造成市场的两极分化严重，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市场推广是极为困难的。

企业收藏布局辽沈大地

沈阳本土的拍卖行和画廊业在选择自身的经营模式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放在了本土艺术家上，但是却忽略了对本土收藏家的培养。在沈阳的采访中，记者从潘德柏那里了解到，在当地，由于介入市场较早，有两种人对于收藏比较热衷，企业家和政府官员。

沈阳早期拍卖的背景，沈阳有很多人进场比较早，虽然说现在辽沈地区的数量不是很大，但是这个群体是存在的，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潘德柏说：“假如说我们要分一分一线、二线，一线的收藏家还是很有特色的，其中也不乏一些企业的参与，当然数量和有些地区小一点，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讲万达的收藏，早期的时候近现代做得比较多，包括像李可染当时《万山红遍》最高价格是万达集团创造的，后期做吴冠中世界的巡回展，吴冠中的收藏做的都是很高的，包括辽宁盼盼集团的主题性收藏，也有十几年的历史，而且现在作品数量很庞大，质量也很高，比如现在宏伟金都的收藏刚开始也是从书画开始，后期转向做专项，做佛像的收藏，因为前几年在辽博搞了一次展览，水准还是很高的。我们知道的沈阳藏家显性的群体可能不是很庞大。

记者在大连万达郭庆祥那里得到了证实，辽沈地区的企业是比较注重企业文化性的东西，最早的私人美术馆是从大连万达做起的，此后才带动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企业收藏，以及私人美术馆的建立。

再如辽宁盼盼集团的董事长韩召善这样形容他们的企业文化：“盼盼文化像一幅色彩反差极强烈的印象派画卷，跳跃、丰富、闪烁，貌离而神合、喧嚣寓于宁静。”辽宁盼盼集团在最近的几年间也收购了大量的艺术品，并聘请李晨作为其收藏顾问。

李晨作为辽宁盼盼集团的收藏顾问，他向我们介绍了企业主的收藏心态，在沈阳，存在着很奇怪的现象，企业主们非常喜欢艺术品，虽然他们不懂艺术品，但是喜欢买，不论真假。常常有企业主花了百万元，买回来一堆赝品，后来，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李晨开始精心给企业主“设计收藏”，企业和辽宁省美协进行合作，约画家就某一个主题进行创作，每个艺术家都创作一幅，由企业来出资进行支持，并买下画家的作品，另外在给予画家一定的资金补助。这种形式一方面是解决了企业收藏的真伪问题，另一方面推广了本土艺术家的发展。

然而从大局上来讲，辽沈地区的企业收藏较多关注的还是一些硬通货，尤其以京津画派和海上画派为主，较少的为本土艺术家的作品买单，以大连万达收藏为例，以近现代大师李可染为主。潘德柏补充道：“就辽宁内部来讲，还是企业参与的比较少，或句话讲是资本进驻的还是比较少，尤其是重工业转型之后，一些国有控股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参与到收藏中，例如华晨汽车等大型企业。“这其实还是工业惯性带来的影响，在辽沈地区，政府较多关注的还只是停留在GDP上，文化建设上则没有过多的去扶持”。

从重型工业城市的口号束缚中解放，但是这种工业惯性却没有停止，毕竟重型工业发展了半个世纪之久，但是在这种惯性中，我们也惊奇的发现，政府官员竟然也是构成收藏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辽沈艺术品收藏中的隐性的部分，虽然政府官员的收藏还停留礼品阶段，但是却是沈阳市场的生力军”，潘德柏说。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艺术创作

“辽宁地区的艺术创造在文化层次来讲并不深厚，这是事实”沈阳书面院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马喆说，但是辽沈地区的艺术家却创作出大量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经济省份中发展文化，这样就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的一些画家，在解放战争时期，十万大军迁徙大东北，迁徙大沈阳、从沈阳到哈尔滨，又迁徙到沈阳，这个过程由鲁艺学院美术部到1958年的鲁迅美术学院，他们的创作思想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个创作道路正好和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形成了一个吻合，就产生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面貌的作品。

马喆介绍说：“就油画创作来讲，辽沈地区有非常重要的作品，建国之前，有一批油画家到日本学习，之后回到国内进行创作，还有一部分由建国后在北京中央委院开展学习班中的一些成员这两种油画形成以后，就形成了主流特征。在文革时期得到更大发展。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是耳熟能详的，由于大量印刷品的出版，使他们在很大范围内推广、被人认可。这是辽沈在文革前的阶段，大致的一个现象。这些作品大部分都被有关收藏者收藏，有的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些作者有的还在世，他们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步收藏界认可收藏的板块。”

“当代的沈阳，有一个比较强的创作群体，其实沈阳作为一个新中国美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但是这个创作群体没有受到本地资本的青睐。”董国强如是说。

潘德柏也较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向记者介绍到，经常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参加拍卖，收藏者的目光会越来越多的全面化，看的较多的是市场上的常客，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作品，反而对于本土的艺术家缺乏该有的关注，如东北画派的艺术家的作品。

辽沈地区没有为这些艺术家提供比较好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北京和上海等发达城市，另一方面，在沈阳内部，艺术家和画廊和拍卖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问题。潘德柏说，沈阳的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排斥和画廊、拍卖行合作。原因就在于画廊代理制度的不完善，拍卖信任的缺失。

辽沈各地政府对艺术家“掠夺性”的政策，内部的流动非常大。潘德柏向记者介绍到“原来铁岭花鸟画派到盘锦去了，我曾经和主要领导开这样的玩笑，我说你就给人家提供一、二百米的住房就把他掠夺去了，人家在这儿也是积累了多少年了，我是那个地方的领导死活不会放，虽然这个本身狭隘，但确实是掠夺性的，你用这点儿东西太少了，因为国家事业单位工资没有什么变化，按照级别开工资，属于调，无非是政府提供一些其他的，比如住房等等一些东西，而且不是一个人去，是一个小群体去的。”

沈阳书面院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马喆给出了另外一个原因：在对本土画家的梳理，在学术理论研究上，没有把画家作为一个个案进行细致研究，只是把他们作为叙述的方式来谈这个。叙述的方式也只是在艺术界内部解决，本地的人对本土画家它所做的贡献，也是它在历史当中了解的不够清楚，这个轮廓很模糊。

当艺术界内部在反思如何推广本土艺术家时，辽沈地区的政府却没有更多的政策倾斜，董国强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相比较工业带来的GDP产值，文化产业见效比较慢，在争夺绩效的今天，文化产业自然就被忽略了。相比较美国，其文化产业占据了整个产值的25%，而中国则不到5%，甚至远不如韩国和日本。通俗地讲，美国的一个老鼠和一只唐老鸭带来的利益是惊人的，但是中国的一只5000年的龙，带给我们的却只是比较肤浅的表象。

从红山文化一路走来带给辽沈大地的文化积淀是深厚的，重型工业大力发展给辽沈地区以充足的资金，其艺术品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个并不缺少艺术家的大地上，如何建立健全艺术生态，除了要摆脱工业城市的惯性外，相关行政机构或许需要更多的思考如何为这条生态链条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