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绍良

2012年初秋，上海博物馆为馆庆60周年，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四家美国顶尖级博物馆合作，举办“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笔者应邀于展览前一天，在上海博物馆古书画部负责人陪同下，趁展览未开始前一天，零距离没有任何观众参与下，详细观看这些先贤留下的文化瑰宝。

在仔细审视一天之后，通读展览图录介绍，及展览方对这些书画的结论，有些不敢苟同的地方。返京之后，又仔细拜读前辈古代书画鉴定大家访美读画笔记，查阅宋元以来大量文献资料，将读画心得体会，汇集成文，与志同道合者们分享。

其一：大都会博物馆藏董源《溪岸图》轴

这幅巨嶂式大轴，设色绢本，时代推论久远，自问世以来，众人对它的评价不一。董源在历代记载文献里，也可读成“董元”，为方便以下仍以“源”字。以高居翰、李雪曼、户田祯佑等美国、日本学者，认为是张大千仿造，与徐悲鸿串通一起做局，证据是一封张大千给徐悲鸿的信。另外，徐悲鸿作为大画家，怎肯以国宝级文物与张大千交换，来换一幅张大千造伪的金农《风雨归舟图》？

西方学者认为这就是一幅张大千仿造的假董源《溪岸图》。

后来大都会博物馆为此幅作品做热释光测试，检验结果是北宋时代，一时间西方学者哑言。由此看来，傅抱石先生曾言：中国书画还是要中国人来研究。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国人研究书画的目的，要视其动机而定。有些人是为了扬名立万，标新立异，混淆作品的真相。有些人出于商业目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也有实事求是的有识之士，尊重客观事实，科学的解读这些文化遗产。

以方闻、陈佩秋、丁羲元为代表的学者，坚信张大千没这能力仿造这么高古作品，徐悲鸿以董源《溪岸图》，换张大千假画金农《风雨归舟图》，就是惧怕张大千的霸气而为之。所谓书信一事，纯属断章取义，而且有待推敲。

丁羲元甚至以“叶公好龙”，来形容真的董源来了，大家却不敢相认。这里“叶”字居然被大师读错音，应该读成“she”音，甚为不妥。沈诸梁即叶公，芈“mi”姓，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约生于公元前529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为尹，故史称叶公。汉刘向《新序·杂事五》。甚至丁大师还联想此幅作品，是描绘南唐中主李璟及后主李煜，在私家别业行乐的故事，想象力极为丰富。

陈佩秋则以张大千晚年给谢稚柳书信，来说明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是董其昌强定董源之画，上面的印鉴多为造伪，是典型的明朝造伪。这位绘画大家，对鉴定一事确有偏颇，《夏山图》卷上面贾似道“长脚印”或曰“封”字印何解？《夏景山口待渡图》上面柯九思、虞集跋又如何解释呢？《潇湘图》的问题，的确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也不能以阴谋论而定吧！坚持《溪岸图》轴是，唯一的董源真迹。

曾经在美国举办《溪岸图》研讨会时，对众人喋喋不休的争论，启功先生调侃：董源是人中之龙，龙的变化是莫测的。启先生认为，时代为北宋，接近董源。徐邦达先生也认为，这是一幅北宋绘画，不能证明是董源绘画。傅熹年先生认为，双拼绢，有款幅窄，疑为后添款，北宋画非董源画，与文献记载董源的绘画特点不明显。

经过认真观看董源《溪岸图》实物，对董源的绘画风格进行推论，根本不具有“平淡天真”的构图，更无董源的“披麻皴”法。最重要的是左侧绢幅明显窄于右侧，左侧的画面疑似被裁减，致使作品连贯性中断，后加上董源款识。款署：北苑副使臣董源画，在侧光下观察，墨色未深入绢中，有明显后添款痕迹。北宋以前的绘画，大多都不署款识，这幅作品反给人以“画蛇添足”的现象。

此幅上面南宋贾似道收藏印“悦生”、“秋壑”清晰可见，而且与贾似道流传收藏作品钤印一致。国家图书馆藏《神策军碑》拓本，足以证明这两方印的可靠性，北京瀚海曾拍过的钟繇《宣示表》上面贾氏两印，更能证明他的真伪，如果西方学者先生认为书画造伪，笔者所举之例皆为难以造伪的善本与刻碑。柯九思是元初鉴定大家，元朝几代皇帝，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都是由柯丹丘做书画鉴定，上面柯九思藏印累累，岂不证据确凿。扬无咎《四梅图》、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也能证明柯九思印鉴的真实性。再有就是明初内府“典礼稽察司”半印，但分对明史略知一些的学者都知道，这是“专纠失仪者”抄家存档的印鉴。

存世最可靠的董源真迹是日本的《秋山行旅图》半幅，也称为《半幅董源山水》，至今迷失不知去向，这幅传世名迹自古被公认为董源真迹。从已有的《半幅董源山水》图片分析，董源的绘画特点明显，符合历代记载董源的风格。而《溪岸图》却与之差距较大，不能武断为董源真迹，台北故宫董源《龙宿郊民图》，与《半幅董源》非常接近。在笔法上面《龙宿郊民图》，与《半幅董源》董源“披麻皴”法明显，“平淡天真”的构图突出，因此，可以断定这两幅画才是董源的真迹。笔者认为《溪岸图》应该科学的断代为北宋绘画，后添董源款，但是尽管如此，也不失为一件传世名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