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北大百年大讲堂举办昆曲表演，谢幕时主持人请于丹上台讲话，于丹身着超短裙、黑色长丝袜，脚穿超高跟鞋，走上舞台，观众中响起喝倒彩声。当于丹接受台上一位老艺术家献花之后开始讲话说“我先代表大家……”时，有人喊出“于丹下去”，并且得到其他多位观众的呼应，于丹只得放弃讲话，退到后台……

作为一个被媒体和市场联手打造的文化符号，“国学超女于丹”这两年来多少有些沉寂。然而，本月17日在北大百年大讲堂举办的一场昆曲商演上，发生的于丹被观众轰下台一事，又将于丹推到了公众视线的焦点上。我以为，这是一个文化利好事件。

首先是对于丹教授的利好。于丹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虽然出身于文学硕士，但长期从事的是媒体策划及相关教学，2007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成名后，就在国内文化市场以“国学专家(大师)”的招牌行市。于丹之所以能暴得大名，一方面来自于她以媒体中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当时受众的普遍心理需要，并以煽情蛊惑的演讲加以迎合(“心灵鸡汤”)，另一方面是，她由中国受众最广的电视媒体捧出。

我以为，以“国学”行市，于丹无论从知识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恐都有难以弥补的局限。她声称自己四岁读《论语》，但对《论语》的解说错误百出，而讲《庄子》更是臆断妄议，基本文理不通。实在讲，于丹讲国学，犹如没有根底的票友在“曲苑杂坛”里充大师。

成名后的于丹，在与媒体、市场的合谋中随行就市，高调扮演文化市场的“国学符号”。这次在北大被轰下舞台，无疑是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现场观众给了于丹教授一个当头棒喝。如果于丹教授从中获得教训，对于她未来的发展，将是有益的事情。

其次是对北大优秀传统的利好。北大的优秀传统是蔡元培先生掌校时培植的“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是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允许差异，鼓励多元，从而创造丰富而有生气的学术空间。因此，在元培先生治下，北大为风格迥异、观点差异甚至立场冲突的胡适、鲁迅、辜鸿铭、黄侃等学术大师提供了自由空间。“兼容并包”无疑是北大之成为世人心目中之北大的始基。但“兼容并包”并非良莠不分、清浊不辨，更不是阿谀逢迎、同流合污。相反，是有原则、有格调、有情操的。我们回顾北大历史，就可看到学术大师们不屈理阿俗，为了追求真理和理想而不妥协的斗争。

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儒家精神凝聚于“诚”，道家精神凝聚于“真”。这两三年来，公众慢慢厌弃于丹，评价她最普遍的一个字就是“装”。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现场观众在于丹未开口前就抵制她，直至把她轰下台，根本原因恐还不是于丹以昆曲外行来扮演专家角色，而是公开抵制“装”。观众此举，不是拒绝差异和多元，而是要抵制虚伪和流俗。

再次是对营造健康文化空间的利好。一个健康的文化空间，应多元并存，因此构成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一个健康的文化空间，在根本意义上，始终存在着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矛盾，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存在着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冲突。从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意义上，保持经典艺术的纯正性、追求高雅艺术品位，是以高雅文化为载体的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正如许多网民指出的，无论这次昆曲的演出地北大，还是当晚现场，真正的昆曲研究专家，诚心真意热爱昆曲艺术的学者多不胜举，为什么主办方偏偏就要把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于丹”商标贴在这场大家荟萃的高雅艺术演出上呢？

根本原因是这些年来，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引导了流行文化的过度发展，乃至于造成了流行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直至现在流行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高雅文化流行化，是2000年以来中国文化的普遍状态。在当下文化活动中，普遍挪用流行文化符号(各色“明星”)为严肃文化代言，其意就在此。正是在这个文化生态下，主办方才将“于丹”引用为这场高端昆曲专业演出的“总结性”符号。

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市场流行文化，她出席这次昆曲演出的着装明显轻佻而不合场景，观众(戏迷)对她的抵制，实质上是高雅艺术对流行文化所依凭的商业权势的抵制。在北大演出中，现场观众抵制流行文化的商业符号“于丹”，就是高雅文化重新对流行文化说“不”。（肖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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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于丹被轰：文化名人不是随处可撒的胡椒面

于丹此次马失前蹄，表面上就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即使你精通昆曲，面对的毕竟不是你的专长，实在没有必要做这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最近，网上和报端关于于丹的负面新闻多了起来，使得她最开始出现在央视百家讲坛上所塑造的形象有所受损。前两天，在北大百年讲堂的一场昆曲名角的演出上，于丹出场被哄而不尴不尬退下，一时占据了报端的一隅。由于事发北大，越发引人注目，由此北大连带着吃“瓜落儿”。一时间，众说纷纭，对于于丹，力挺者和拍砖者，兼而有之，以致拔出萝卜带出泥，涉及尊重与文明，甚至将蔡元培老先生的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抻了出来，主办方还说出了“网络暴力”……雨打芭蕉，都向着于丹抛洒而来，水发海带一样，都在尽情地自说自话。

其实，这个时代，是大众最愿意拿名人开涮的时代。但是，不要以为大众朝云暮雨，是一会儿狂捧一会儿狠贬的变色龙。大众的选择，往往隐含着大众文化中既定的审美取向和道德标准，尽管这样的取向和标准有时候摇摆不定。这一次，大众选择了于丹，不能说大众对于于丹是出于羡慕嫉妒恨，也不能说活该于丹倒霉催的偏偏要出席这样的一场演出而导致无事生非。醋打哪儿酸的，盐打哪儿咸的，总有一定的规律，脚上的泡都是走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走出书斋和象牙塔而粉墨登场走向大众文化的舞台，就一定如演员一样，总会有盛有衰、潮起潮落，不可能总会有着光鲜的“挑帘好”，而不能有被喝倒彩儿的时候。这样的规律，相信会给不仅于丹而是更多聪明的文化明星一个有益的提示。

于丹为这个社会奉献了很多的“心灵鸡汤”，做出了她独有的贡献，并不能因为是“心灵鸡汤”就遭否定。鸡汤毕竟不是白开水，更不是毒药。只是鸡汤总有喝腻的时候。大众文化就是这样东边日出西边雨，在转瞬之间寻找着下一个追捧的新偶像，就像在转瞬之间找下一个开涮的对象一样。这是作为走出传统课堂和书斋而步入新媒体前沿的文化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此，文化名人要明白，自己只是大众文化旋转机器的齿轮之一。他们所咬合的与其说是自己的专长——文化，其实不过是大众文化对这些文化的兴趣、利用和颠覆。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生产，便也就把文化名人置放在了一个生产的机制里，可以以包装制造任何明星的方式，将包装制造出的文化英雄捧上云端，也可以作为商品在有效期内外分期升值或打折，乃至颠覆置于脚下。因此，此次在北大百年讲堂的遭遇，于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文化名人。

文化名人需要有自知之明，自己即便再学有专长，哪怕是学富五车，也不可能包打天下，遇水搭桥，见山开路，处处逢凶化吉。文化名人不是万金油，可以随用随搽；不是胡椒面，可以到处去撒。于丹此次马失前蹄，表面上就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即使你精通昆曲，面对的毕竟不是你的专长，实在没有必要做这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当然不必再皓首穷经，固守书斋，当然可以借助网络和电视，让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而彼此互惠，也可以成为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种而受益于双方。但是，需要警惕和自律的是，无论金钱的诱惑还是友情的出演，或是对方商家灿若莲花的游说，有些地方，文化名人是要慎行的。并不是说那些地方一定是陷阱，但有可能是被利用的泥塘。而我们有些文化名人容易将这泥塘误以为是席梦思软床。

因为，我们的文化名人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正如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有事物都暴露在信息和讯息残酷无情的光芒里。”他说的“光芒”尤为值得注意，我们常常被这样的光芒所误甚至刺伤，却极愿意飞蛾扑火一般投向它。（来源：齐鲁晚报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