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叶 这几年，国内文物艺术品市场可谓风生水起，而公立博物馆收到的私人捐赠却在剧减。有报道称，北京故宫“景仁榜”上私人捐赠的数量，以每年15%的速度减少；广东省博物馆前几年建新馆，用5年时间征集文物，愿意捐赠文物的藏家也“屈指可数”。没有捐赠也罢了，偶有几则见诸报端的捐赠报道，却又总和“负面”产生关联。比如去年敲锣打鼓捐出去的“长沙壶王”，最终却落得个“赝品”的黯淡结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收藏家们倾家荡产也要给国家捐赠国宝的往事，如今令人怀想之余，平添无限怅惘。曾经为博物馆典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私人捐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捐件文物有多难 私人藏家向博物馆捐赠藏品时常常遇到鉴定、估价的困难。收藏家阳光居士说：“从想捐文物，到真正捐成，我花了10年的时间。” “我曾想给上海某博物馆捐赠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面有错金银的花纹和文字，他们说不要，只要商周的；我听说他们有个馆长是瓷器专家，又想投其所好，捐赠瓷器，但是他们的鉴定结果是‘不对’，也不要。1998年，我给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捐赠，当时的李伯谦馆长接待了我。我带了一堆陶器、古玉还有瓷器，都是我收藏中的精品，但李馆长不敢确认真伪，所以不要。最后收了几件唐代邢窑和宋代定窑的白瓷，给我发了个证书。我终于捐献成功了。” 阳光居士表示，其捐赠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东西是对的。“这些文物都是我从市场上淘来的，我根据自己的知识来研究，认为是真的。怎么证明呢？我就得把它们捐献给博物馆，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博物馆是不会收假东西的。”谈到向博物馆捐献文物的种种困难，他说：“我认为，目前制约私人捐赠的最大障碍，就来自于博物馆内部，现在的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接受民间捐赠。” “感情牌”可靠吗 广州艺术博物院[微博]1957年成立至今，共接受私人捐赠数量1.3万余件，占到所有藏品的一半。但从2002年至今的10年时间里，接受的私人捐赠仅1000多件。 捐赠为什么变少了？广州艺博院院长陈伟安认为主要是因为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有境界、有实力的收藏家变少了，遗留在社会上的文物也没那么多了。文物值钱了，很多藏家开始更多地衡量自己的得失。我们接到不少想要捐赠的电话，但里面真是良莠不齐。有一些人名义上是捐赠，但实际上是想靠着藏品忽悠一点名或利。另外还有一些流传无序，不是从正规渠道得来的私人藏品，即便能够鉴定为真，在很多法律问题无法理清的前提下，我们也轻易不碰。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接受背景良好、在行内具有口碑的收藏家的藏品。” 虽然是捐赠，但政府除了进行表彰还是会给予收藏家一定的物质奖励。按照文博界的“行规”，一般给予私人捐赠以藏品市值30%以下的物质奖励。 “即便按照30%的市值给予奖励，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坦白讲，目前我们每年的经费，应付征集艺术品这件事是捉襟见肘的。近年来艺博院会通过做好一些个案，来打动艺术家本人或者他的学生、后代，以获得无偿捐赠。比如2007年我们做的杨善深个展，2009年的丁衍庸个展，2010年的陈大羽个展，都花费了很大的心力，出画册，出文集，组织专家开研讨会。展览之后，深受感动的艺术家亲属都赠送给我们许多作品，是完全不要回报的。真正想捐真东西、好东西的藏家，并不看重物质回报。” 陈伟安说。 什么是捐赠的本质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宋向光认为，国内的博物馆目前处理个人捐赠并不是很规范，有些不符合博物馆的职业道德要求。“比如你捐赠了，我送你一套房子；或者是一些捐赠者，生活上碰到了困难，也向博物馆寻求帮助。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博物馆负责一下未尝不可，但现在不行了，博物馆是非盈利机构，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管理着一些社会化的财产。捐赠背后的‘感情债’让博物馆来背负的话，博物馆会不堪重负。” 宋向光说，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的通常做法，对于捐赠者的保护和鼓励，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的，而不是靠人情世故的潜规则在维持和运作。但是归根结底，所有的制度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手段。私人捐赠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社会共识之上的：博物馆是文物最好的归宿。因为文物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它最终不属于某个人，而是社会共同的财富。在博物馆里，它的价值才能最大化地体现。当这个共识建立了，私人收藏自然会向博物馆流动。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刚刚起步，现在很多人一提到艺术品首先想到的是“钱”。很多收藏者，还是从利益得失上权衡自己的捐赠行为；有一些境界稍高点的，已经意识到文物在博物馆里能够得到最妥善的保护；而真正从文化的传承这个层面考虑捐赠的人还是很少。对于捐赠本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整个社会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能不能尽快出台私人文物艺术品捐赠制度 对于文物和艺术品的捐赠，在艺术品市场成熟的国家，会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鼓励。最主要的方式是税收方面的优惠，以此调动公民的捐赠积极性，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丰富的藏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的积极捐赠。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并没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该法规定了“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执行，因为公益事业捐赠法没有区分钱款捐赠和实物捐赠。文物、艺术品这样的实物捐赠，真伪品质和价格核定的问题解决不了，税收优惠政策很难落实。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双舟认为应尽快出台关于私人文物艺术品捐赠制度的法规。“尽管真伪鉴定和价格核定会是个困扰，但毕竟不是所有捐赠者都需要税收优惠。如果实在需要，捐赠双方也可以约定机构来评估。先建立起来的文物艺术品捐赠制度，还能敦促评估、鉴定这些辅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民间收藏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来源于窖藏或者墓葬的“非法文物”，捐不出去怎么办？刘双舟表示，这样的捐赠如果被鼓励，那就是鼓励盗挖。但这部分文物也不是完全无法进入到博物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争取公安部门的介入：捐赠者先交给公安部门，公安部门收了之后再交给博物馆。 相关链接： 德国：对用于公益目的的捐赠，在全部收入的5%以下或者是年营业额的2%以下，可作免税额扣除。 法国：政府对于支持艺术事业的捐赠行为分为钱款捐赠和艺术品捐赠，并给予各种税收优惠，钱款捐赠个人在交纳所得税时，可享受其捐赠总额66%的优惠，艺术品捐赠则可享受财产转移税全免的优惠。 加拿大：对个人公益性捐赠实行的是税收抵免制度，其中文化性捐赠的捐赠者可以享受两项税收优惠，一是可要求相当于赠品公平市场价值金额的税收抵免，二是所产生的税收抵免可以用来抵免其所得税。（来源中国文化报）
《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孩子》
巴洛克名作的发现经过
1981年，芭芭拉。布康(Barbara)和艾都阿得。布康(EduardBeaucamp)夫妇在法兰克福艺术品交换市场上发现了这幅带有典型意大利巴洛克时期艺术风格的油画《圣母利亚和她的孩子》。由于此画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上被认定为“真品拷贝”，所以这对夫妇在这种背景下以远远低于艺术原件真品的价格将此画收入囊中。艾都阿得。布康曾长年担任法兰克福公共报报社的编辑，而他的妻子芭芭拉则是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艺术史研究学者和陶瓷专家，具备一定的准确评估古典油画的知识。这对对艺术品收藏具有丰厚经验和热情的收藏家夫妇在购买此画后将此油画转交给英国一位专门研究圭尔奇诺油画作品的权威专家丹尼斯·马翁爵士(SirDenisMahon)，经过他对作品细节的审辨与评估，得出与布康夫妇预想一致的结论——此画是出自圭尔奇诺本人的亲手原件。真伪确认之后，此画分别于1991年和2003年在意大利的Bologna以及米兰的“圭尔奇诺个人艺术珍品展览”上展出，随后此画被归入了圭尔奇诺个人作品的目录册中。
圭尔奇诺的这幅《圣母利亚和她的孩子》在经历了如此波折之后，终于在2010年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找到了它最后的归属。2010年12月22日德国法兰克福斯丹特博物馆(SteadelMuseum)在为此次捐赠活动特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布康夫妇的捐赠行为以及此捐赠对本馆古代大师级艺术画品收藏带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博物馆馆长在发布会上一方面一再衷心感谢布康夫妇的慷慨捐赠和他们对德国艺术品收藏业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斯丹特博物馆创始人约翰·菲力特立赫·斯丹特(JohannFriedrichSteadel1728-1816)在创建此博物馆的最初由衷，“保护收藏古代艺术珍品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
德国捐赠的多种形式与心理
在“捐赠”这一概念下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形式，而艺术品捐赠属于社会公益捐赠形式的一种。每一件艺术品从一位私人收藏家手中被捐赠到一家公共博物馆的整个过程其实反映了一种社会财富的成长过程，具体地说是一种精神财富的成长过程。在捐赠已经不足为奇的现今社会，在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年轻资本家在他们资本剩余的情况下更趋向于世界儿童与妇女救助，足球队资金补助等公益事项，而艺术品市场捐赠的发展却极少地被搬到桌面上来说。
而在德国，博物馆其实是以捐赠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单位，博物馆所收藏的珍品是不允许被出卖和转卖的。就以法兰克福的斯丹特博物馆为例，这座公立的博物馆正是建立在私人的藏品捐献为基础上的。约翰·菲力特立赫·斯丹特(JohannFriedrichSteadel1728-1816)，1815年留下遗言，将他所收藏的所有的艺术作品捐献给法兰克福这个城市，这一批来自私人收藏的艺术作品成为了此后博物馆的基础。收藏家以捐献这种形式将他所保藏的艺术作品在他去世之后赐于了第二次生命，让它们有机会被人们继续瞻仰，让它们带着它们的艺术价值继续生存下去。而约翰·菲力特立赫·斯丹特作为德国19世纪初的一位商人和银行家却为当时的德国社会唤起了中产阶层应该对欧洲古老艺术保护和传承的意识和责任心。
德国社会至今都是以中产阶层居多，与中国社会有着一定的差别。这一阶层在基础生活相当稳定的情况下还有一定的财产剩余，现金，固定资产和各种形式的收藏品就是剩余财产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剩余财产也一直在寻找一种合理的方式被继承下来。遗产税是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话题，在德国总的说来得交纳高额的遗产税。但是德国国家法律却明确规定，如果艺术收藏品，私人图书馆和历史文化档案收藏如果捐赠给社会公共设施机构，可以免除双方(即捐赠方和接受方)因艺术收藏继承而产生的所有遗产税。
从心理角度来说，德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受到过良好的社会教育，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精神世界以及生活品位。这种对生活品位的追求不仅仅只局限于奢侈的生活方面，即关于吃穿住行。艺术品收藏正好满足了这种精神品位的实现。艺术品在欧洲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奢侈品，而通过奢侈品的展示得到社会公众对一种私人品位的赞同却能让艺术品收藏家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捐赠就起到了这种心理满足的作用，艺术品被博物馆所收藏，它得到了更多与世人见面的机会，人们在观赏它，点评它的时候也不忘捐赠人，不忘他对公众以及艺术界所做的贡献，赞扬他崇高的品德以及他的艺术品位和修养。
在任何一个社会，看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在德国看捐赠一事也是如此。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却隐藏着众多的心理因素，私人个人因素，牵扯到税收制度甚至以及通过博物馆捐赠而计划达到一个更高艺术品价值目标。在德国，被捐赠到博物馆或其他公共设施机构的艺术品是不允许从这些捐赠接受机构再次出卖的。博物馆以及这些艺术品展览公共机构只是艺术品买卖市场中的周围环境。也就是说，它们不属于这个买卖市场，但是它们与市场却有着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在博物馆没有直接的金钱交易，但是它却为某位艺术家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宣传作用，从而提高了同位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在艺术买卖市场上的价值。艺术品一旦在博物馆里被展出，不难想象会掀起不小来自社会对此事的评论与关注。这种信息促使了这位当前被社会热点关注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在艺术品买卖市场上点评率以及需求量的提高，刺激了其他中产阶层对此艺术家艺术品的占有欲。原理上就像股票市场，投资人都希望买到具有上升潜力的发展股。
在德国不是没有这种具体事例，艺术品投资人通过艺术品捐赠而为其它剩余的同类艺术品创造一个买卖市场上价值的高潮。要想达到这种某件艺术品被公众热点评论的社会高潮效应在德国有时侯也可以通过“艺术品长期外借”这一措施而实现。收藏家以借出方和对他所收藏的这件艺术品有兴趣的博物馆签定合议，共同约定借出时间，展出场合和展览题目。在展览结束之后(德国的大型艺术展览时间期限一般在三个月至半年)收藏家便可以从博物馆取回自己所借出的艺术收藏品。在这种情况下，被展出的艺术品是不属于博物馆本身的，博物馆只是作为一种载体，让收藏家有机会向公众展示他的收藏佳作，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博物馆的展品展示。通过这种艺术品外借的形式为藏品提高了知名度。
除此以外还有一则关于捐赠的法律制定是，捐赠人在艺术品捐赠活动之后所导致剩余生活的贫困问题。也就是说，若捐赠人由于财产的捐赠，临时遭遇突发事故或者重大疾病，无力继续支撑生活开支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被捐赠者，即捐赠接受方支付和承担与被捐赠财产相当的生活费用或护理，或者捐赠人可以要求退回已捐赠财产。以下是一个具体实例。一位63岁的德国妇人为一所公共机构捐赠了25，000欧元，两年之后由于她微薄的退休金和之前所积累财产的捐出，不再拥有足够的经济条件继续支付生活费用。在此情况下，她必须将她所捐赠的25，000欧元从受益机构完全追回。一般来说，如果捐赠人在财产捐赠生效之后，由于财产的无条件捐赠而要求并申请德国国家社会救济，在他最近十年捐赠的所有财产及物品都应该被无条件地退回。尤其在古玩界，由于以上所提及的情况被要求古董退回事例每年平均多达36万次。（来源：收藏-拍卖）
来源：新华网山东频道 随着4位山东籍书画大师和收藏名家入选山东省10大书画名人、10大收藏名家，他们捐赠的数百件书画传世之作将亮相山东省博物馆的“山东名人馆”，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名人、欣赏名作、领略艺术之美。
巫山：农民艺人将文物藏品捐赠博物馆
人民网重庆视窗1月9日电（特约通讯员梁长一）1月8日，巫音传承人、重庆市巫山县骡坪镇玉水村村民刘伯枝将老黄经、令钟、手鼓、盆鼓等56件自己精心收藏的文物正式捐赠给巫山博物馆。
刘伯枝今年58岁，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巫音传承人。“巫音”又叫“神歌”，是一种民间传统祭祀音乐，在世代的传统祭祀习俗中孕育产生，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音乐曲调庄严肃穆，歌词固定，有独唱、领唱、合唱，并伴以古朴神秘的舞蹈。舞蹈包括16种基本动作，衔接流畅，程序严谨，所用乐器大多就地取材制成。
此次所捐赠文物多为刘伯枝保存的家传，部分为其长期收集积累，文物年龄最短的已有100余年历史。
刘伯枝告诉笔者，在此次捐赠前，他已经翻新制作了一批新的器具，确保巫音传承不受影响。
图为捐赠文物在巫山博物馆展出。（来源人民网·重庆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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