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休斯(RobertHughes)
我不认为钱的问题与艺术的创造有关,至少,钱与有意义的艺术创造无关。我也不认为艺术品的价格增进了对它们的理解。但是,钱与现时代的艺术社会学有密切关系,与人们观看艺术的方式有密切关系,与他们期望从艺术中得到什么有密切关系。艺术界日渐落后,正在成为里根时代的回声,它确实不是范德比尔特时代的奢侈的一笔租金——80年代,在纽约和美国的其它地方,文化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正在变糟。但是,我没有看到一点儿整个艺术市场危急、崩溃的标志。的确,我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在市场上,你得到的是一种对巨大的、确实的声望的快乐。但是很久以来,市场上只有很少的一些(不是许多)提香、丁托列托、凡高的作品以及类似的作品能够出售,却有一个日渐增加的、饿极了的收藏家部落……我的意思是,美国现在有了上百万个大富翁。作为一个百万富翁是没有差别的。收集作品也是没有区别的,它很快将成为一种粗俗的事情。
市场的这种恶性膨胀要用宣传工具的利益来解释吗?是的,它正是一种不成熟的社会性欲,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以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和传统的美国艺术的幻想曲结合起来。艺术已经成为一个数亿美元的宗教,许多美国人在这种宗教里找到了刺激,我想这是很滑稽的,但我不在此列。
据我所知,面对许多对金钱与艺术的关系的批评,仅仅有一个艺术家能够超脱它从而创作出令人信服的作品,他就是汉斯·哈克(HansHaacke)。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有说服力的材料,但我的兴趣只是在于他提供的东西,我不认为哈克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平。至于其他人干这种事情,巴巴拉·克鲁格(BarbabaKruger)是乏味的,柏克顿等人的作品也丝毫引不起我的艺术关注和批评的冲动。他们的作品是非常沾沾自喜的,而且从表面上看,有一种青春期的诡辩。你需要多少时间去获得那种腐朽的概念论的再循环?我认为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是个怪圈,去创作关于后资本主义的恐怖的巨型歌舞,然而却去资本家玛丽·布恩(MaryBoone)或艾莲纳·索那本(LleanaSonnabend)那里领工资。好比说你不喜欢米老鼠,但你却在迪斯尼乐园工作。
我并不觉得这种所谓的“市场狂乱”已经影响了我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实践。当然,我绝不会去写《苏荷》(哈吉斯的波佩安关于新表现主义艺术家的拙劣广告,参见《纽约书目一览》1984年3月29日)。在这一范围之外,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但是我已经在这个游戏中呆的太久了。想象一下,通过简单的文字你能够改变我们共同的“荷兰郁金香狂热”,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力去澄清人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且在同一时间你仅仅能对一小部份人讲——你不能改变周围只受过不完整教育的一群旅鼠,[1]在这个国家里他们被称为收藏家。在最近的10至15年里,有一些事件反映了持续变化的过程,那些了解媒体的人知道,去确定一个巨大的价值观念是可能的。大多数批评家正在写的东西来自一套博物馆所配制的菜单,而现在则转由市场来提供。这是令人沮丧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逆转。
在明星的道德责任的范围内,我也不认为市场狂乱改变了我的实践,这一点(道德责任)不会有根本的转变。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要身处社会和艺术界的联系之外,你不要置换角色和商人们搅和在一起,你不要去收藏,你不要把自己卷入一种契约的束缚,这种契约总是导致批评的精神生命力的衰弱。你不需要赛马训练员(按照格林伯格的方式),你不要尽力以某种方式扮演一匹最有希望获胜的马,你不是一个推销商。你不要接受馈赠,在过去的时代里这样的事不算什么,但在今天的价格下,它却是个麻烦事。批评家更像一个诊断学家而不像一个施洗者约翰。
我的意思决不是让批评家在实践中过一种修道院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你从不会遇到一个艺术家,也不和其他批评家或偶尔撞上的某个商人谈话。但是你应该以一种比较确定的有保留的原则去面对艺术界。一个事实是,大部份批评家都不是作家,但都生存在这种文学的从属类型中,而且也不能够通过其它方面的写作超脱其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被引导去寻求越来越多的艺术界的公司,这恰好增强了公司的自我参照。这对那些批评家有好处,对我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加里·英迪纳(GaryIndiana)
上星期我参观了索斯比的拍卖,观察到人们为购买艺术作品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钱。我没有其他的方法了解这里被买卖的作品数量是否比平常的数量要巨大,所以我不能评论这里是否有一种疯狂的情绪的发展。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曾读到过,在当代仅仅有大量的钱是靠不住的,并且我了解了在其它领域里经济所能做的事情,富人们争相花钱买宝石、黄金和优秀的艺术品。所以,可以想象到这种蜂拥而上抢购艺术品的热潮和市场的崩溃有关系。同样,一个时期以来艺术品通常往高处升值而不向低处流动,银行现在也开始借钱给人们去购买它,而且索斯比也向拍场上的买家预支贷款,由此艺术品日益成为一种可流通的商品。
但是相对于这种狂热,也存在着收缩。在过去的一、二年里(我想你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艺术界已经日益收缩。它不是那种戏剧性地(显著地)收缩,而是我所认为的,在今后六、七年间新的艺术家要想进入市场将是非常艰难的。8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新表现主义时期,那是一个充分自由的时期。每星期都有新的运动被发现,所有的运动中的新艺术家都各得其所,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富有的收藏家进入了艺术界,争购他们手边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而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就是越来越有选择地购买。
这是一个选择的时代,没人知道经济领域将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里始终有许多投机的买卖在进行。最有趣的是它正在影响当代艺术以及新老大师。有些人愿意付19万美元购买一件1988年的布莱克(Bleckner)作品就是一份声明,说明他们确信作品将保持它的价值而不管11月份或是接下来的一年里将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里有许多必须剔除的想法,我们不是在举行一场长途赛跑,我认为人们将很可能停止这种放肆的艺术品购买。艺术界将变得影响越来越大而价值越来越小。今后的5至7年间,不再会出现那么多的醒目的超级新星,局面也将趋于稳定,这就是我的断言。
处在各方面的关系中的批评的伦理学,是一个正在蔓延的问题。伦理学的准则和限制在《乡村之声》杂志是相当严厉的——你不能收藏艺术作品,如果拥有它们,你必须公开等等。我没有在艺术上投资,我也的确不想这样做。而且有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你写的任何东西,多少要有助于事物的发展。是的,在这方面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事实上,我正在偏离我在《乡村之声》提出的准则,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扮演那个角色,我发现这是必然发生的(从第9期开始,我将在《乡村之声》上另开一个专栏)。
我得出的结论是仅仅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应付,那就是我认为不好的东西就回避它。但是这样我也不舒服,因为我的这个结论中有某些东西不合逻辑。对一些人保持沉默,或制造一种沉默,在这种气氛中其他人也要沉默,这对我来说就更加难受。这样一来似乎只有一种批评程序,问题变得复杂化了,那就是批评写作是否只有一个简单的抬高作用。只有所有竞争者的名字都包括进一些论文中,然后你才可以说它不是简单的抬高,或者每个人同时都被称为进步,批评被置于了一个姓名膨胀的基础上。
我不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市场批评的形态是什么新东西,而且我认为一些重要人物——巴巴拉·克鲁格、汉斯·哈克、阿瑟利·柏克顿(AshleyBickerton)、黑姆·斯坦贝奇(HaimSteinbach)已经创作了一些非常有力的作品,放弃了早些时候的某些艺术家的幼稚姿态。那些艺术家已经为市场所接受,他们的作品正在被买卖,但是在获得了他们的位置的同时,他们的艺术的整个意义就落在了艺术进程之外。巴巴拉等艺术家还有其他许多人,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是什么”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看法,不仅作品的意义能够中提取出来,而且在上下文的联系中,作品有了它的生命和经历。巴巴拉和黑姆特别关注这个社会中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商品这一事实。关于这一点,汉斯稍微多一点一本正经,我想相对于其他艺术家,他多一点挑剔是绝对需要的,或许我应该说,他处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吃惊的多,以上只是个例子。
我不得不说,巴巴拉很可能是这样一个艺术家,她对我的意识转变影响很大,从她的作品中我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了解的最多。我最欣赏她的一点是她的批判性,她能够从一个特别的陈述或现象中分离出一系列的观点;她不做市场罪恶的绒被,或是以各种方式成为资本家的机器。巴巴拉能够观察事件,在事件的结局中不受自己的感情包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具有这种才能。而且我还要说阿瑟利、黑姆和汉斯以及其他很多人,在各方面都已经拓展了我的知觉。不管作为一个批评家、一个观察家、一个作家或其他什么人,我的思想不断地被上述这些人所改变。我的意思是,我投入艺术批评感觉非常像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者),我总的看法是,在艺术界基本上可以说状况良好,至少,在感觉上,艺术家正在做他被鼓励去做的事情。
注:
[1]译注:Iemming,旅鼠,产于北极,像田鼠。
(译自美国《艺术新闻》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