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雪景行乐图

王和平

郎世宁(1688—1766)，意大利人，耶稣会修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以绘画供奉朝廷，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共51年。在华期间，郎氏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学与中国绘画相结合，自成一格，深得中国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的赞赏。除此之外，他在建筑设计、陶瓷、珐琅等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虽然郎氏来华的初衷在于传播“天主福音”，但在客观上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郎世宁在宫中服务多年，画作颇丰。据溥仪1922年回忆，他曾在存放乾隆皇帝珍玩的房内看到很多上了锁的红柏木箱。打开后，发现里面整齐地排放着郎氏的作品。后来溥仪又得知，北京经营瓷器、青铜和字画的古董店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家，它们或属于和宫中官吏有关的商人，或属于宫中官宦。显然，这些古董店的东西皆来自宫内。为遏制宫中文玩的失窃，溥仪曾对官员们大发其火。1923年，一座存放乾隆皇帝珍宝的宫殿被人纵火焚毁，经官方估算，被毁的绘画作品超过了1157件。溥仪曾和他弟弟一起，从绘画精品中选出了1000件存放在天津英租界内，后随溥仪一起到了“满洲”。1945年，日本人在“满洲”失败后，这些珍贵的画作也随之遗失殆尽。抗日战争期间，约有5000箱宫中文物运往南京保存，1948年转运到台湾。现郎世宁作品大部分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皇帝画像

寿礼

在中国，人之将暮不仅不会被看作是生命力的衰退，相反高寿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难得的殊荣而令人敬羡。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到了50岁以后，都要根据其身份的高低，每10年举办一次或大或小的祝寿庆典。皇帝常常利用这样的机会，向做寿的官员钦赐寿礼表示祝贺。这可能仅仅出于皇帝的个人情感，或是出于对那些尽忠于朝廷的一种认可与赏识，当然也可能包含其他的政治目的。郎世宁70岁那年，乾隆皇帝决定按中国高级官员做寿的规格和排场为他庆祝生日。这一举动等于向所有在中国的欧洲人，即传教士们，表示了欢迎的姿态。

关于郎氏寿诞庆典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确切的文字记述。但在此10年以后，乾隆帝又为另一位在宫中服务的传教士画家艾启蒙举办了相同的寿典。皇帝谕旨：庆典的规格和寿礼等内容，均应与当年郎世宁相同。我们从一封传教士的信中了解到了这次祝寿庆典的详情，从中可以判断出当年郎氏生日庆典的盛况。

寿诞当天，祝寿活动在圆明园拉开序幕。园门口停放着彩舆，里面呈放着皇帝钦赐的贺礼：上等丝绸6匹，官服1套，大玛瑙项珠1串，更珍贵的是皇帝亲笔御题的四字贺词。

郎世宁八骏图

装贺礼的彩舆由8名役夫抬着，有24名吹打奏乐的乐手随行，此外还有4位骑马的官员、来自皇帝身边的代表董公公，以及做寿的传教士本人，一路护送钦赐的贺礼直达北京。行至京城西门，又有一队士兵加入了送礼的行列，然后一同向南堂进发。一路上吹吹打打，护卫军威风凛凛，热闹非凡。再加上沿途观看者的叫好声，更把喜庆的气氛烘托得格外热烈。

南堂之内，处处扎花结彩，成排的屋舍被装点得喜气洋洋。走入其中，乐手们或席地而坐，或在建于两排屋舍之间的简房内歇息。院内的两排紫杉树婆娑多姿，同样透着喜气。最后，一行人走进教堂内最好的厅堂，里面悬挂着两幅郎氏的作品——《康斯坦丁得胜图》和《康斯坦丁凯旋图》，以及被当时修道士们称为“乱真透视画”的大幅壁画。而后，一位官员恭恭敬敬地把钦赐的贺礼同传教士们准备的礼品并排放在一起。

南堂，一般被认为是北京所有欧洲教堂的代表。虽然，教会与皇帝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争议，乾隆对此也十分清楚，但他仍坚持在南堂为郎氏举行庆典。寿诞当天，在京的耶稣会会士、圣芳济修会、多明我会的修道士，皆身穿中式官袍会集于南堂，按照中国的礼仪行三跪九叩大礼，以此表示对皇帝的恭敬和忠诚。待所有礼仪程序完成后，便有香茗奉上，气氛随之变得轻松起来。做寿者本人宣读了皇帝的谢恩折，董公公则向皇帝汇报当天的贺寿庆典一切顺利。

葬礼

在宫中渡过了漫长的51个春秋后，才华横溢、敦厚博学的耶稣会修士郎世宁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长眠于北京。那时，耶稣会已不再像康熙时期那样享受某些特权。尽管在教会与皇帝之间存在着摩擦与误解，但乾隆对这位老传教士依然表现出了真切的依恋之情，他甚至亲自为郎氏撰写墓志，足见其怀念之情。

关于郎氏的葬礼，同样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但从一些信件中可以看到对同类事件的描述，由此不难想象郎氏葬礼的真实情形。那是一种基督教与中国风俗融合在一起的礼仪。诸如：所有的修道士皆身穿白衣，而白色在中国是表示哀悼的颜色，放声大哭也是中国人的悼念方式之一，而在葬礼上沉默无语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和无情。

长长的送葬队伍以及吹奏殡乐的乐手们为前导，后面是执幡举旗的送葬人，再后为一座装饰有柱子和丝绸刺绣的大轿亭，亭内置放着十字架。随后是两两相跟的基督教徒，挥动着旗子和蜡烛缓缓前行。死者的漆木镀金大棺，被安放在华贵的用丝绸和刺绣装饰的棺罩内。棺罩底部的木架附在两根直径一英尺、长度和厚度比例相称的木杠上，以便肩扛。棺罩有四柱之称，柱上覆有白绫，柱间以丝绸扎成的绣球连接。抬棺者多达60到80人，分列于棺罩的两侧。朝廷的官员，有的是钦派的皇室成员，骑马护送灵柩直到离开北京约6里的墓地。送葬的异教徒亦参加葬礼的所有祈祷。修道士要按照中国礼仪在棺前跪拜三四次，旁观者的哭声更增加了悲伤的气氛，即使再冷漠的人也会潸然泪下。

20世纪初，一位传教士——杜康神父，在北京平原地区发现了郎世宁的墓碑。对于这一发现的经过，他曾作过以下描述：从卢沟桥过了永定河之后，我们顺着河堤向南走，大约走了两里地，一条路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是13英尺高的河堤，另一边是比路面略低的农田。路的两旁是有着几百年树龄的大树，为我们投下了浓浓的树荫，挡住了夏日炎炎的烈日，令人感到十分惬意。我们边走边聊，走到了一个小村子，正对着长辛店，它们被一条大河分开了。“神父，就是这里了。”一位基督徒说，“这里是北殿堂，即北堂；那是南殿堂，即南堂。”真怪，我暗自思虑，怎么这些名称都带有基督教的味儿呢？那么，碑在哪呢？

我问，“这边走”。我们穿过这个或许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来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大石碑前。碑的基座埋进沙里，碑文两侧刻有两条龙纹。从碑额的两个字可以看出，此碑是奉皇帝谕旨而立的。吟咏碑文，不难感受到乾隆皇帝为赏报郎氏在宫中的贡献而对他表现出的体恤之情，周围的田产亦赏归郎氏所有。

郎世宁死了，宫里其他具有天赋的画家，如潘廷章神父替代了郎氏，但人们对郎世宁依然感念颇深，难以释怀。

在中国，圣的弟子们的前途是暗淡的。1774年8月5日，耶稣会会长laurent de ricci神父被捕及罗马教皇克莱蒙特十四颁诏取缔耶稣会的消息传到中国，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无疑是一场灾难。从此，外国教会的神父再也没能获得耶稣会传教士以前在宫中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