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饭店（礼查饭店）孔雀厅施培琦摄

最早的租界建筑，美感优雅又不乏傲慢。上海开埠后，在李家庄830亩的烂泥地里，巴富尔们将其作了九个区间划分，“九分地”的一号地契便是在广州一地因鸦片生意而声名远扬的颠地，在上海他开设了宝顺洋行。颠地之后，西方人士陆续在租界中安营扎寨，到1849年即开埠后六年，租界中的西方男女有175个。

正是这些西方男女，带来了与吴越文化迥然有异的文化，气焰逼人、十分强势。倘若这文化永远只在自己的圈子中流通和循环，也就没有后来海派文化一说，让海派文化最终得以成形的乃是两次战争。

战争先还没有到来。英租界的建筑便沿江诞生，其中便有怡和洋行的办公楼房。所有这些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特点是平面简单、形式简洁，立面上线脚清晰而无其他装饰，最大的特征是全都带有宽大的内长廊阳台，建筑学上叫券廊式；券廊式建筑是英国人在南亚殖民生活的经验呈现，因此也叫“殖民地式”。

其时没有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后来创办德和洋行的雷士德先生要到1867年方与好友马立斯抵达上海。因此，沿江建筑全由房子主人自己在图纸上勾勾划划，他们将上海想像成南亚孟买、加尔各答，为了追求那份凉爽，他们设计的房子都强调宽敞、通风和凉爽，还在自家房子前后遍植奇花异草，甚至还豢养着珍奇动物——譬如孔雀之类的——供人观赏。据说高爽的客厅里不置桌椅，目的是为避免商谈生意时有冗长的客套与讨价还价，站着谈判，立马走人，大班们赚钱强调爽快利落。

到19世纪60年代后，券廊式建筑开始逐一消失，事实证明，不列颠帝国臣民因殖民地生活经验而产生的殖民地风格建筑，全然不适应上海多台风、多梅雨的亚热带气候，当新月形江堤上游人开始漫步其间，召唤着老欧洲亡灵的文艺复兴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一一耸立。

我以礼查饭店作为叙述的代表。

1846年，RICHARDS建造的饭店出现在李家庄一带，它是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家西商饭店，到1907年，饭店第三次重建，维多利亚巴洛克风格立面展现至今，在曾经生气盎然或消沉不堪的岁月中，礼查饭店是中西要人、名媛淑女的经停之地，它的个个空间里洋溢着海上风情。

礼查饭店的奢华首推孔雀厅。当初，新瑞和洋行的设计师作如此构想：正午时分，当太阳光从孔雀厅的玻璃天顶上穿越而来，会将玻璃上的花纹也一同带到地面，于是，孔雀厅的木地板上便会形成十分好看的蓝绿色影子，如同孔雀开屏般绚丽动人、如梦如幻。

孔雀厅的地板都由宽仅一厘米的长条形木材拼接而成，许多地方还呈曲线状，工艺难度极高。在孔雀厅中央，木地板拼出着一个恢弘的星形图案，围绕这个星形图案，木地板一圈圈次第向四周扩展开来，那份壮观景象完全对应了开埠后上海逐渐产生的万千气象。

礼查饭店的重要性还不限于建筑审美。1882年7月，礼查饭店在中国范围内第一个安装了电灯，电灯发亮这天，上海市民“万人空巷”地前来观看；20世纪初，礼查饭店更是每逢周六、周日两天晚上举办“交际茶舞”，使得对上海市民发生很大影响的交谊舞会在上海滩逐渐地盛行开来。

但从建筑角度上说，礼查饭店与海派文化全然无关。推而广之，诞生在开埠初期上海租界中的殖民地风格建筑，以及后来产生在外滩一地的许多建筑，都与海派文化无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海派文化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包容与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全然西方，也不是全然东方，亦西亦东、又新又古，在反复熔铸、不断浸润下形成一种全新东西。但无论开埠初期的“殖民地”风格，抑或外滩一带“数易其稿”的新古典主义，它们全都没有上述文化特征。说白了，最初，西方建筑设计师相当无视自己栖息的地域，也丝毫没有兴趣对它已有的文化作仔细打量，这样，他们的设计不仅完全不接“地气”，更是骄矜不堪地想着成为他者文化的榜样和楷模。但话要说回来，其时西方建筑设计师的观点和感觉有着十分的合理性，建筑审美就不说了，仅就礼查饭店中一一呈现的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梯等等现代生活用品而言，那就决不是昏昏欲睡的满清帝国所能提供。在高高耸起的上海城墙里面，尽管有着斑斓多姿的吴越文化，但它们只是农业社会文化，凝然不动地脱节于正在迅速来临的工业时代，也因此，公和洋行的建筑设计师们有理由将兴奋点只是聚焦在自己的文化上，也因此，无论是汇丰银行大楼正立面的根根巨柱，或怡和大楼正立面的石头基座，它们似乎都在发问：海派文化？那又是什么东西呢？■

（作者系资深传媒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