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中国196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发展史的核心主题词,它和“工业学大庆”以及“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一样成为中国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宣传画中,“农业学大寨”是自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下半期这十年中最为流行的主题,而在各种农村出版物、宣传栏、视觉图像中也是风靡了十年。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开展了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的生产活动,提高了粮食产量。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陈永贵等人。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直发展到1970年代末。
在农村宣传画创作中,“农业学大寨”主题是对农民形象中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结合得较为密切的一种样式,这类宣传画的主要题材包括了动员、大寨道路、县委领导力量、造梯田、修公路、修水利、粮食丰收、农民学习哲学理论等等,可以看作是在一幅宏大政治口号下的农村总动员的全景图像。 从19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农业学大寨”运动经历了“文革”前后两大阶段,其宣传画的主题和风格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对于研究中国农民图像中的政治性和现代性叙事,“学大寨”宣传画所提供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多维度的。 钱大昕的《走大寨之路》(1965年)创作出最典型的“学大寨”图式语言: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画中的主体形象与大寨领导人的形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紧握钢钎的手和有力地挥动的手臂都是典型的动作。中国农民的艰苦劳动似乎在这种图式中得到了审美升华,人们不难发现,有些农民题材的新闻照片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种图式进行摆拍。
北京第76中学美术创作组的《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971年)在标题上没有直接表现学大寨的主题,而是以群众性的学哲学运动为主题,但是在背景中的“农业学大寨”标语和修筑梯田的生产活动以及主体人物的形象、劳动工具等,都与学大寨的主题宣传画完全相同。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农业学大寨主题”中的一种类型。非常有意义的是,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和最缺乏个体的思想自由和交流自由的年代,生活在山沟沟里的中国农民却被建构出一种哲学的生活化谱系:从宏大的世界观到日常生活的逻辑思维,无不用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哲学所概括和指引。这种口号与情景在今天看来恍如隔世,甚至不无荒诞之感,但是它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我在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就担任过生产大队的“学毛著辅导员”,在1975年开展的“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辅导山里的农民学习《共产党宣言》。
“农业学大寨”主题的宣传画在主题口号上也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比较早期的“走大寨之路”发展到70年代最流行的统一口号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于1975年10月15日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标题。两幅同题宣传画或强调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以突出“全党”、“大办”和“奋斗”之意,或强调老、中、青结合,突出的是动员与规划。
在1975年10月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所作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的题目就是“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他提出要对县委普遍进行整风,而且在五年中每年要集中搞一次,要切实解决关键性的问题。在今天,在中共的农村工作中,“县委是关键”的口号或许已经没那么频繁地在各种场合中出现了,但是县一级政府对中央意志的贯彻程度无疑一直是中央领导层最关心的问题。在宣传画中,把“县委是关键”作为主题的,自然是与“农业学大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宣传画对县委干部形象的塑造,也在中共的政治宣传画史上开创了一种唯一的特例:非常明确地把县级干部的身份、职责和责任伦理作为一种大张旗鼓地传播的视觉图像,这在艺术史上恐怕也是颇有创造性的。
应该说,宣传画对“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这个口号的理解和表达是相当成功的。与有些作品强调的干部和农民一起“战天斗地”的情景不同的是,该画把重点放在县委干部的规划与决心上,从规划会议上的雄辩到略为紧缩的眉头所透露的迎接严峻考验的决心,从毛巾和草帽所象征的投身劳动第一线到高高挽起的袖子反映出真抓实干的决心;而在人物下面的高压电线、推土机和雄伟的大坝则是在县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和美好蓝图——所有这些,都是对一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县委书记的理想形象的完美塑造。这种典型的干部形象与典型的农民形象共同建构出中共文艺中的“新人”神话图谱。
除各种宣传画创作外,农村中学大寨运动的宣传还有丰富的形式,如电影下乡、农村墙报、各种图文结合的出版物等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宣传品中,以“学大寨”为主题的作品数量是极为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