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功甫帖》的真伪问题展开了很多的讨论。这些讨论，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有关古代书法、碑拓、复制、题跋、钤印等各种艺术类型的方方面面，无疑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对于特定的文献来说，其价值主要取决于你如何来利用它。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一下《功甫帖》的相关问题，来看看帖中记录的这九个字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功甫帖》究竟是什么东西？

《功甫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很令人遐想。以传统观点而言，这个帖无疑是个小柬。但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一幅一般意义上的便条，其内容实在太简单了。再者，尤其引人疑虑的是，传世的东坡函札乃至宋人函札，无论是手迹还是文献的记录中，在函中的自称大都是称名不称姓的，很少有如《功甫帖》这样，开首即自称“苏轼”的。

据唐代末年孙光宪所撰《北梦琐言》卷九记载：“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效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书云：‘谨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后，至今颠倒，无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可见在唐末的时候，门状或名纸已经改变格式，变为书状人姓名在前，问候语在后了。宋代的书仪基本上是延续了唐代的格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士大夫交谒，祖宗时用门状……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上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刺或云状，亦或不结衔，止书郡名，然皆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今犹有藏之者。后又止行门状，或不能一一作门状，则但留语阍人云，某官来见。而苦于阍人匿而不告。绍兴初乃用榜子，直书衔及姓名，至今不废。”这条记录，则不仅说到了名刺的演变，更是直接地揭明了陆游曾经亲眼目睹过东坡手书门状的事实。至于东坡既然已在当涂，且与功甫多次见面，为什么还要送门状这个问题，《曲洧旧闻》卷三记载了一件欧阳修的故事，说：“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常有空头门状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延誉，未尝以外貌骄人也。”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每次去拜会士大夫，都要先递门状。再根据《癸辛杂志》中所述：“节序交贺之礼，不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司马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即名刺)，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之。”也就是说，当时士大夫之间的会面都比较郑重，拜会对方之前，要先递门状或名刺。而逢年过节或者有事，但又不能亲自登门拜访时，也要让仆役代送门状给对方。

门状的大小，其实也有一定之规。《癸辛杂识·前集》：“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但事实上，大状用得比较少，至于小状，据司马光《书仪》“名纸”条：“取纸半幅，左卷令紧实，以线近上横系之，题其阳面，云乡贡进士姓名。”自注：“凡名纸，吉仪左卷，题于左掩之端，为阳面。凶仪右卷，题于右掩之端，为阴面。”《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前集》卷九也记录了门状的样式：“凡门状，用大白纸一幅，前空二寸，真楷小书字，疏密相对。”又说：“凡名刺，用纸三四寸阔，左卷如箸大，用红线束腰，须真楷细书。或仓促无纸线，则剪红纸一小条，就于名上束定亦得。”所谓“大白纸一幅”，说的应该是大状。所谓“用纸三四寸阔”，说的应该就是小状。

我们再接下来考察一下《功甫帖》的尺幅，据报道，大概是27.9cm×9.5cm，与前述小状的尺寸差不多。也就是说，《功甫帖》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个门状或者名纸，所以它的内容会这么简单，所以才会有连名带姓一起书写的方式。

总结一下，大概在元丰七年六月下旬，苏轼自黄州赴汝州，途经老友郭祥正的家乡当涂，逗留数日。在离别之前，东坡先写了个门状给郭祥正，说明要登门拜访告别。而《功甫帖》原迹就是这次告别前门状的实物留存。

翁方纲跋文的问题

翁方纲是位很有文献意识的学者，他撰写的很多文字的手稿，都经他本人仔细收存而流传至今。其荦荦大者如上百万字的《四库提要稿》，在历经劫火之后，现在安藏于澳门图书馆中。而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这篇《功甫帖》跋文的手稿，也同样留存到了现在，现存于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中。且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就被影印行世，化身百千，非常便于大家利用。而包括这篇《功甫帖》跋文在内的原本未曾入集的翁氏佚文，在上世纪经沈津先生辑录结集后，更是广为大家周知，为翁方纲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的便利。这次有关《功甫帖》的讨论中，有一部分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这篇跋文展开的。其中最使大家感到困惑的，就是为什么沈津所辑跋文，竟然与帖后所附文字存在差异？会不会是沈先生在过录时有所误植？还是这篇跋文本身在内容上存在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们将沈本文字与翁方纲手稿对勘后可以发现，沈本文字除个别手民所误之外，并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因为帖后跋文中存在的这些与原稿的差异，我们就可以认为跋文是伪作呢？当然不可以！事实上，以最令大家生疑的落款时间来说，原稿作“乾隆庚戌秋八月秋史侍御持以见示”，而跋文则作“乾隆五十五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纲书于宝苏室”，时间上竟然差了有一个月之久。但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两篇文字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文字相同，才应该引起我们的怀疑才对。这里说的八月，是指江德量刚把《功甫帖》送来翁府的时间，而九月十二日，则是翁方纲将应邀所撰的这篇文字誊录于帖后的时间。两者不同，完全合情合理。而原稿与跋文的其他不同之处，也不过是翁氏本人在誊录时，在原稿基础上的顺手改动而已，原本没有什么其他缘故，实在是不需深求的。但值得一提的是，翁方纲对于《功甫帖》的释文，与其他记录存在不同之处，即将帖首的“苏轼”写作“苏某”。这是不是意味着翁方纲所见之物，是作“苏某”呢？其实，这个问题也不能这么理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敬语、避讳无处不见，翁方纲对于苏轼极其膜拜，他的书斋又名宝苏室，就可说明这一点。而他之所以将“苏轼”改写为“苏某”的原因，就在于不愿意直书东坡之名。在古代，直呼别人的名，是件很不尊重对方的事情。明了于此，则翁方纲录文中与原帖存在的异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虽然从艺术角度来说，这次面世的《功甫帖》及后附的翁方纲手跋，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即便都是摹作，从文献学角度来说，这两篇文字的内容却都有所本源，应该都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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