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白门柳》我时时体验着震撼，面对博大时的震撼：博大的历史、博大的文化、博大的人心。作品以宏大的结构、精妙的文笔书写了明末清初那场“天崩地解”式的历史巨变，揭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它在思想艺术的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而我所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它以一群文人作为“历史”的载体。它通过当时文人心灵里的“天崩地解”写出历史的天崩地解。而对文人心灵的深刻解读，又使作品从历史走进了更大的思想艺术空间。

   将文人作为历史题材的主人公，不只是一个选择写作对象的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中历史思维的拓展。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一直存在着一个二元的摇摆：是写起义农民，还是写帝王将相。这个二元摇摆的背后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观的冲突：是主张“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主张“奴隶”创造历史。从十七年到“文革”，英雄史观受到了批判，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起义农民，从李自成到洪秀全、黄巢等等都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人物。新时期，单一的史观得到了突破，“英雄”在历史的作用也得到了相应的承认，于是帝王将相又粉墨登场。乾隆、雍正、武则天，直到曾国藩、杨度，成为众多作家施展才华的对象。

    然而，无论是写“奴隶”还是写“英雄”，有一点是共同的：寻找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当代的历史小说就一直这样寻找着。这是应该的，但却不能是惟一的。历史是一个有机体，对历史的艺术思考应该多维多角度的进行。单一的思维，使历史在“创造者”的战歌声中被限制了文学表现的广度和深度。《白门柳》则成功地突破了这一思维格局，它写了一批文人，一批历史的“思考者”。于是历史写作展开了它更大的丰富性。

   这是一次视野的拓宽，也是一次深度的掘进。它将文学的钻头更深地掘进了历史的文化岩层。以前，因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奴隶”，与“创造者”无缘，因而作为一个群体的文人，在文学的历史文本中只能成为配角。作为文学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没有获得言说历史的资格。在《白门柳》里，我们发现，文人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载体，而且可以极有特色、极有深度地承载历史。

   是的，要理解历史，必须理解文化。而文人形象则是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不能说文化是文人创造的，但文化与文人的关系却无法割断。在作品中，文人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天然载体。但《白门柳》高超的艺术成就之一在于，它不是一般地写历史，不是一般地写文人，而是进入文人的心灵，写出这些“思考者”思考的动机，画出这些思考者的灵魂。作者的笔是一把精巧的雕刻刀，能惟妙惟肖地雕出心灵的各个侧面。在这样的刀下，人物心灵深处最隐秘的东西被凸现了出来，呈现为一个复杂而又可见的立体雕塑。

   钱谦益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有深度的形象之一。他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制里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文人。中国传统社会只给文人准备了一条出路:由“士”而“仕”。作为“士”，传统文人讲究人格、品味。有人格、有品味者便有崇高的声誉，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仕”，当然有着权力、地位和一切作为“士”所得不到的东西。既追求“士”的人格，又追求“仕”的权力，这正是传统文化的产物。钱谦益这位早期东林党的领袖，为文为官都颇不平常，曾在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后来却被革职。作品从他被革职十三年后开始写起。这时的钱谦益极力谋求复官。为了复官，他竟然背叛东林党的利益，密谋策划，要为阮大铖开脱，于是在东林党内引起轩然大波。但作者并没有将钱谦益简单的写成反面人物，而是将笔深入到其内心，写出作用于人物言行的隐秘动机：他既想维护自己在东林党的地位，又想得到为官的好处。钱谦益曾是中国文人中十分成功的人物，“士”和“仕”该得到的，他都得到过。现在他仍然想重新得到。但因为替阮大铖开脱被作为他复官的条件之一，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就是，如果想得到“仕”，就有可能在“士”林中遗臭万年，而如果想保住在“士”中的威望，就不可能捞到“仕”。如果他只想得到其中之一，那就十分简单。但他却二者都想要。于是他便算尽机关，绞尽脑汁，但仍然时时左右为难，顾虑重重。因此对他的行动，你不能简单地从政治上去判断对错好坏。他有时也为正义事业奔波，并且不一定是虚假的。一切都源自他的心灵，源自他心灵隐秘的追求。作者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中极大的丰富性。读这个人物，你在为这个复杂性格而拍案时，思考时，却是中国文化的某些本质方面。

   其他的文人则与钱谦益形成对比和对照。冒襄也有私欲，他也为了老父能离开前线而求人营私、打通关节。他风度翩翩、才气过人，在名士与美女中都有极好的口碑。但他却不太得志。家庭负担过重，个人前途渺茫，使他苦闷不安。为了奔前程、求幸福，他也会玩些小手腕，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能保持人格操守。面对阮大铖的拉拢，他表现得正义凛然。更有黄宗義，他也想入仕，也进京赶考。但他却一身正气，嫉恶如仇。他不仅为反清复明斗争，而且对直接对传统文化提出了尖锐地批判。他是时代的思想家，是从传统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反思者，反叛者。    我还要提到的是董小宛、柳如是等女性形象。她们是妓女，似乎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但我以为她们作妓女本已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这个不公平不应该延续到今天。这是些琴棋书画样样俱佳的一等一的人才。她们有才有识、灵气过人、只因为她们是女人，便连作“士”的资格也没有，因为“士”是男人的权利，是“仕”的预备队。文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她们一点儿也不缺少、也正因为她们没有作“仕”的希望，她们往往是更为纯粹的文人，是受污辱、受损害的文人。作家将这些女性形象刻画得感人至深。董小宛以凄婉的爱情而令人动容、她身上体现着一种真情。不屈的追求和忍辱负重的品格。而她之所以苦苦地追求冒襄，除了冒襄的才貌之外，很大原因是对冒襄文化人格的认同，是对复社人格的痴迷。柳如是的塑造则更为成功。她才色两全，因从小受尽凌辱而决心改变命运和地位。于是她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筹划，嫁给钱谦益就是这筹划的结果之一。进了钱门之后，她又千方百计地为成为“相国夫人”而努力。她既有文人的才华，又有女人的虚荣。她的行动往往妙趣横生。然而，柳如是不只是有改变人生的欲望，更有坚守人格的气节。她爱钱谦益，但当钱谦益不择手段以求复官时，她轻视他。她爱生命，但当异族入侵之时，她不惜以死殉国。她的美貌、她的情愫、她的文采、她的心计、她的操守，使这个形象多姿多彩。她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个侧面。因为她是不能成为“仕”的文人，她身上便有一些文人身上更为宝贵的东西。

   为了更好地书写人物的心灵，作者精心安排一种灵魂展示式的宏大结构。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作者颇赋匠心地选择一些大的历史事件，用这一事件把众多人物扭结在一起，让不同的心灵在鲜明对比中凸现出来。如第一部《夕阳芳草》里的虎丘大会，第二部《秋露危城》里的拥立新君。作者会写故事，他的故事总是精彩绝伦。但写故事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在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里，作者倾尽全力的，是人物的心灵。这就使明末清初这场变故成为文人灵魂展示的舞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文人的“众心图”，看到了这一历史时期文人心灵和文人队伍的大裂变。正是这一裂变，透露了中国文化裂变的先声。那里演奏着中国文化之所来和之所去。这部作品于是在美妙的审美愉悦里生出了它无以言说的厚重。
 

  我以为，《白门柳》是今天的文人与历史的文人进行心灵与心灵对话的产物。作家是以一个今天文人的心灵去体察古代文人的心灵，用古代文人的心灵来反照今天文人的心灵。没有深厚的学者素养，不是一个对古代文化有着深刻研究的文人，无法进行这种对话。不是今天心灵塑造的需要，这种对话也不会进行得如此透彻入微。今天文化思考者该如何进入现实，该用何种心灵现实今天时代的文化品格，这是今天的文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白门柳》给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镜子属于历史，镜中之像却属于现实。因而作为文人心灵的巨大艺术浮雕，《白门柳》立在那里，不仅有永远的历史意义，更有永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