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方水墨4号：出死入生赵红尘

羊城晚报记者朱绍杰何裕华

2月22日，“水墨的新世界”在广州红专厂艺术区香港当代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诗人艺术家赵红尘从2007年至2013年的阶段性代表性水墨作品9幅、一尊雕塑和一件装置，涉及艺术家从“画诗主义”到“次方水墨”的艺术实践。

展览作品横跨七个年头，其中包括赵红尘于2013年实验的“次方水墨”，赵红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次方水墨”是将多张宣纸重叠在一起，然后在最上面的一张上作画，让水载着墨彩层层渗透到下面的宣纸，自然晾干再层层揭开。通过自然和人工的“合作”，呈现特别的图像效果。

“格哈德·里希特创作的过程就并不复杂，他先把底色铺在画布上，再用刷子一刷就完成了”，赵红尘特别举了那位以3400万美元创下了在世艺术家最高拍卖纪录的德国抽象画家的例子。讲得兴起，他站了起来，手脚并用着比划起里希特画画的动作。

“所以说，艺术的过程不重要，呈现的效果最重要。”赵红尘补充道。

中国书法成为抽象水墨的可行性报告（之一）赵红尘

对话

羊城晚报：近年来当代水墨成为热门，是这个背景促使你举办水墨展览的吗？

赵红尘：我一开始就是画水墨的，在香港、内地的首次展览都是水墨画。我很早提倡当代水墨，2011年就策划“水墨新生”的展览，但那时候反应很差，都没人看的。到了2012年底至2013年初，水墨才开始热起来。

我感觉，水墨的时代应该是刚刚开始。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家参与到水墨当中是件好事，因为水墨这种形式开始僵化，即便在广东有很多艺术机构代理水墨，但我个人评价不高。

一个艺术家要不断地往前走，而不是不断地重复。时代不断前进，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水墨怎么还可能回到古代的形式呢？用古代的形式画得过古人吗？

古人画山水花鸟是应该的，他们生活在山水中，那就是他们的生命。当代人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里面，再画山水，再按照古人那种形式表现，那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必须要重新审视水墨，怎么有个性地与这个世界接轨，思考怎么重新表现出来，我想这是我们当代水墨艺术家要往这方面走的方向。

可能更多的人是注重技巧，看一幅画画得有多精细，多科学，比例多好，但在现当代艺术中，看的是有没有把艺术家的个性表现出来，有没有表现新的东西，有没有新的绘画语言。更多是看整体形象效果怎样。可能有几个败笔，我认为这不重要，就像一个人说错几句话都不是问题，但整体的效果不好那就不好。

羊城晚报：从艺术经历上看，你尝试了从水墨到油画，又从油画回到水墨，同时有很多不同的图式语言，却少有固定的符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红尘：艺术是相通的，不存在画种、题材和大小之分。我画水墨一段时间后，感觉要表现时代、人性和社会时，水墨比较轻薄，还是有局限的，所以就向油画发展。

画油画后，我发现油画中很多东西可以返还给水墨，像吴冠中，首先是画油画的，1979年才开始画水墨，基本不画油画了，但他把油画的技巧带到水墨中，例如大色块、抽象形式。所以，共通相融的艺术其实没有边界。

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征，也可以说是符号吧，像曾梵志的面具，张晓刚的大家庭，方力钧的光头那样。我感觉他们的方向都没错，问题是太滥了，张晓刚在一次访谈中说自己画了400幅大家庭，我就感觉没必要了。滥了，就跟印刷限量版差不多。我不会往这个方向走。

很多批评家都跟我谈过，说想迅速走红还是要固定符号。其实，我也有固定符号，就是诗歌、诗意。我首先是个诗人，写诗到一定的程度，很难有突破，所以就想把诗画出来。所以自2007年开始画画，我就确立一个画诗主义。我每一幅作品都是一首诗，但不是用文字，是用色彩和线条。不管什么题材，包括雕塑，我都想体现诗意。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诗人出身的当代艺术家，你怎么看待以诗画的结合为特点的中国文人画传统在今天的讨论？

赵红尘：文人画前提是文人身份，像苏东坡、王维画的可以称为文人画。如果不是一个文人，就只能是画家的画，不能称为文人画。现在文人画当然越来越少，伪文人画、假文人画倒是很多。大家在这个名号下好像变一变形，就是文人画了。

文人画的特征是表现文化层面、文化思考的东西更多，技法的东西就不那么讲究了，这样就有点接近西方现代绘画。西方现当代绘画都没有很讲究技巧，都是非常即兴的，像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画的毛泽东从技法上看也很一般，实际上也不是画的，是通过印刷后再用油彩上色。

所以这种技法，对现当代艺术来说倒不是十分重要，比较重要的是创新、个性，怎么形成自己独有的东西。艺术最终呈现的是综合素质，比如达·芬奇，绘画只是他的一部分，对其他领域的涉猎很深的，超过绘画。他拥有包括科学、军事还有医学各方面的知识，他的艺术实际上是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