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投江与“爱国”何干？

鄢烈山

国人已为“文革”中偷渡出境的马思聪先生平反，洗刷了倾泼在他身上的“叛国”污名，为什么不为屈原大夫摘掉强加在他头上的“爱国”帽子呢？这所谓的“爱国”与“叛国”，虽褒贬如隔云泥，“其道一也”：以是否宁死不离国土为标准。好比由同一条定理演绎出的两个推论，一个用肯定判断句式表述，一个用否定判断句式表述；定理既不成立，两个推论都应推翻。

这不是无事忙。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独吟泽畔的屈原先生，虽不想管身后是非，但是斜阳古柳炎黄庄，负鼓盲翁未终场，慷慨激昂讲“爱国”，句句屈原是榜样！

屈原何尝以是否离开楚国作为判断人生价值取向高下的标准？伍子胥也是楚国人，为昏君楚平王所逼流亡吴国，在吴国为相，并借兵报楚王杀害父兄之仇。屈原无一辞斥责过他，倒是对他不幸的结局表达了“物伤其类”的深挚同情：“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即‘用’），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举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

在屈原那个时代，贤能之士在“四海之内”（即今中国大陆）择主而辅习以为常。屈原何曾独怀偏执，认为只有诸侯国之一的楚才是覆载他的天地？在屡遭挫折、壮志难酬之际，他何尝未想过离开楚国去别寻明主一显身手？一部《离骚》，自“增（连连）歔欷余郁悒兮，哀朕（我）时之不当（遇）”，以后有一多半篇幅，都是描述他上下寻找出路的心理活动。结论是（“乱曰”）：算了吧！既然楚国无人了解我，我“又何怀乎故都？”他之所以投江，并非要为谁殉葬，而是因为他对整个人世绝望了，不堪孤独感的重压。这在他的绝命诗《怀沙》里讲得很清楚：“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世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辞），愿勿爱（惜命）兮。”

事实上是到了本世纪，屈原才被戴上“爱国”的高帽子。在此之前，封建士大夫赞赏的是“他”的忠君，就像赞美“伍子胥”忠于吴王一样。“忠君”不行时了，于是有人给他换上了“爱国”的时装。（但郭沫若等人的借喻除外。郭沫若的屈原不是历史上的屈原，而是凝聚着中华民族抗敌御侮情感的艺术再创造。）这种以宁死不离楚为标志的所谓“爱国”，揭穿了就是“忠君”，绝对地效忠。翻开我们的教科书，关于屈原的章节，篇篇不离“爱国”，但不知，假如屈原是个剧作家，成功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出昭关》，将怎样给他作操行鉴定？

何须加上什么美名，屈原才能垂范后世？万世辞宗不待言，他那种忠于理想和信念，心之所善九死不悔的坚贞品质，正如司马迁评价的：“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虽然有理论新星责备他把希望寄托在明主知遇上，缺乏“独立人格”，但“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直斥楚王的昏聩无信，比起当代的“娘打儿子”论者，毕竟奴性少得多！他直言敢谏，品格不仅高出宋玉、景差之徒，更远胜于当代那些卖论取荣、享用“歌德”专利的专家！

最后，我很惭愧地坦白：我反感把“爱国（实即愚忠）”的恶名加在屈原头上，也不一概反对出国，但缺乏“超前意识”，并不赞成彻底淡化国家与民族观念。据《深圳青年》杂志创刊号介绍，“第四代人”的特点之一，是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淡薄。不知“第四代人”能否帮助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更新观念”，说服他们取消在美居留、打工的限制，让我们都去分享他们的富裕，捞它一轿车洋货回来？

（原载《现代作家》1989年第5期,原题《为屈原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