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者从自己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撞衫”时，他们对于“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辨别似乎非常敏感且清晰。

   李展：把我们俩的东西放在一起，不合适吧？是不是因为都做了金正恩那一件？

   孙尚：我觉得不冲突，因为侧重点还是不一样。李展重视造型，他对结构掌握得非常好；我比较侧重人物的趣味性，也就是角色塑造吧。

   同样都是做木雕的李展和孙尚，认可了他们在选择塑造对象上的相似性，同时又从造型的角度来拉开各自作品的面貌差异。这种态度，在其他五组艺术家中同样存在：认可（至少不反对）观者眼中的“相似”，但又从动机、创作方法、概念理解、营造意境或感觉等方面提出“差异”。奇怪的是，大多数观者似乎无法完成这种“辨析”，甚至会忽略暗含在其中的差异性。的确，相对观者来说，作者对“差异性”更加敏感，这种敏感不取决于身份，更多来源于参与度。若创作态度真诚且非刻意模仿，作者必然对作品有一系列相对独立的自我思考，且主导创作的全过程；他清楚这件作品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自然也更清楚其中的偏向。

   若我们认可“差异”源于作者本身的不同，那么“相似”又源于何？“撞衫”之下的巧合，究竟是受某些社会环境和流行文化影响，还是来源于类似的学院系统训练，抑或对同一问题、题材和观念的探索从而引申出的同一外表？

   社会环境和流行文化，是大多数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无法逃避的影响因素之一。同时期的艺术家，处在同一社会大环境下，若都对某一特定文化和事件产生关注，“撞衫”的几率绝不会是为零。彭勇的版画《废都之通天塔》和张超的摄影《归宿：格》，主题都为北京的繁密住宅，并采用了同一个表达的符号——整个画面中重复叠加的“格”。

   彭勇：我成长在一个山清水秀的环境里，后来在北京里呆了这么多年，这种都市化的生存空间，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做版画，用一张板印好一批，然后像盖楼一样，把这一批画一层一层往上摞，用这种“复数”来呈现都市的废墟感。

   张超：我在北京，看到每天都有新的高楼在建，所有房子都是一格一格，每个格子就是每个家庭的归宿。我这件作品时用平时在工地里累积的素材，从抽象的角度编排，强调一种都市的现实感。

   由社会环境和流行文化引发的作品“撞衫”并不少见，这种现象在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都会发生。半个世纪前，整个社会充溢着建设新中国的豪情，艺术家也纷纷通过各种形式来描绘当时的城市。李秀实的《晨》（1961年中央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留校作品）和周思聪的《清晨》（1963年中央美术学院本科生毕业留校作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影响下“撞衫”，这两幅作品同样描绘的是北京的早晨，地点都在天安门广场，而画面中的人们也都忙于新的一天开始。通过这四件跨越五十年的城市题材作品，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社会环境和文化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无法隔代，但学院痕迹却可留存。一个有长期教学经验的美术院校，教学体系相对成熟，课程的安排也相对稳定。学生们在接受这一系列的学院训练后，无论从技法、或风格、或题材、或理念上都会有互通互融之处，这种学院的气息在毕业展的空间中散布得最为浓厚。

   然而，若因为作品“撞衫”，就认为学院教学扼杀个性，则毫无道理。在教学实践中，老师遵循学院的教学理念来指导学生，学生则在吸收和转换，这是一个正常的教育和学习过程。毕业展主要是让毕业生们展示所学，若作品完全脱离这几年专业学习的影响，面貌迥异反倒显得不合常理。

   “撞衫”是知识生产中无法避免的结果之一。对于观者，或许相对敏感的观察力更能让其贴近作品，避免简单粗暴地定性；对于作者来说，如何将细微的偏向逐渐延伸则是一门长期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