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钦忠正是从王林在使用语言学概念的矛盾和错误中试图清理出问题的症结，他指出王林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分清从语言学的语言到艺术学的语言中的三个问题，即其一，词义的静态义，他当成言语，而事实上它恰好是语言在抽象后的“一般”；其二，把艺术学作为方法论应用的“语言”和“言语”等同于人们交流的现实基础的“话语”；其三，在模糊了中间环节之后，又站在艺术活动的“一次性”上返回到Linguistics Theory的“语言”中舞枪弄棍。他认为这场有关意义的讨论在语言学层面的展开如果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理论进行“即兴演讲”是很危险的，他主张“把艺术作品看成一种语言行为，实质上是放在社会交流这一层面来剖析它”，应该将文化学、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还原为社会功能这一艺术的基本问题。他认为，艺术语言有四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从社会交流形式上不应将“艺术语言”与“言语”对立起来，“艺术语言就是指艺术作品在社会之中的交流方式”；其二，作为现实化的物质存在的作品是一种“公开性”和“公共性”的事物，“艺术发展史是一个不断由个人语言创新到转化为‘公共性’的历程”；其三，是指艺术家把材料和技法结合起来进行内在主观情思的“公共化”的问题，即独特的内在意识状态、情感体验一旦转化成为物质存在时便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公共性”状态；其四，材料转化成艺术语言也必须借用材料的“公共性”语言，如装置和行为艺术。{马钦忠：《怎样超越索绪尔》，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12期。}

　　如果说，在使用语言学方式讨论艺术意义的问题中，邱志杰沿用的是索绪尔及结构主义的传统并由此滑向对结构主义反叛的极左方面——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的话，那么，上述讨论者则似乎是在巴赫金所代表的俄国语言学传统的方向上展开着对结构主义形式论的批判，巴赫金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修正和批判类似于历史哲学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巴赫金将语言和言语这对在索绪尔那里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强调言语是在“言读”和互文性中，即在具体的历时性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它既不同于反映论的再现，也不同于结构论的网络，这样，他就将形式主义共时性的语言问题与深广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维度联系起来，正确地指出了语言意义的来源并不存在于符号和网络的共时性差异而来源于历时性语境和社会身份的差异。应当说，在有关当代艺术意义的讨论中，强调意义问题与历史—社会—政治等情境的关系，以及强调这种关系所反映的社会职能和批判性质表明了这种讨论的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