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底由《江苏画刊》杂志发起了一场围绕“艺术意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中国美术批评界近年来少有的一种理论景观。这场讨论从艺术史和艺术实践命题开始，却以“语言学”讨论的方式展开。如果说，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中“人文主义”和“国际身份”的讨论源于西方文化权力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实践性压迫；那么，有关“艺术意义”及相关的语言学讨论则体现了这种压迫的知识形式和思想形式，前者构成了中国美术批评发展的外在问题，后者则构成了这种问题的内在方面。

　　对艺术“意义”问题的关注是20世纪哲学、文艺批评及艺术学知识课题的重要转变。30年代兴起以瓦尔堡、潘诺夫斯基为代表的 “图像学”研究改变了本世纪初以沃尔夫林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的分析传统，艺术“意义”及其在作品生成过程的相关因素(作者、读者、意识形态情境、文本语言结构及艺术传统等等)都成为艺术研究的因素，贡布里希于1959年出版的《艺术与错觉》就专门讨论了“观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作用(见该书“观看者的本分”)，“艺术史或许是最早对解释意义感兴趣的学科，这一倾向也影响了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以及哲学”{杨思梁、范景中：《象征的图像·编者序》，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的确，至60年代后语言学及其相关的文艺批评也开始逐渐重视对“读者能力”的研究(参见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1985 年)。这不仅反映了20世纪人文科学课题及方式转变的一些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实践方式剧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90年代在中国美术界出现的这场有关艺术“意义”的讨论也是这种知识背景和实践背景下的产物。

　　1994年12期的《江苏画刊》在“专题讨论”栏目刊登了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和邱志杰《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两篇文章，编者指出，组织有关“意义”的讨论主要是为“玩世现实主义”和“波普风”这类文化指向明确的画风之后出现的大量“意义模糊”的非架上艺术寻找“评价的尺度”。显然，讨论组织者的初衷是实践批评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