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观音阁     

然而，建国之初，曾为他赢得影响的人物画却给他惹来天大的麻烦。1950年，出于满腔政治热情，王霞宙依据照片，以惯用手法精心创作一幅毛泽东主席像，画中毛主席手拈香烟坐于花坛旁，意态闲适，画甫一出版立即受到严厉批判，被指为对领袖的恶毒污蔑，成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数年后，他对此曾有反思，他认为此画没有画好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艺术原因。他说：“不错，我是人物画家，但是我这个人物画家吃错了开口奶，我入门学的是清代费丹旭、改琦的一套仕女画技法，讲究轻盈、疏秀、柔弱、飘逸，适于表现一种病态美。这样的技法已经过时，因为不适宜表现当代人物。”①他是敏感的，他清醒地认识到，整个社会文化生态已发生彻底的变化，中国画的审美取向和表现技法必然也应随之而变，尽管其时“中国画改造”尚未风行全国，但他对此已有所预感。多年的战乱流离和艰辛困顿生活使其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气候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与领悟，而这种经验很难来自书斋。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通过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最大程度地割断与旧文化的联系，全面建构新的、属于人民大众的国家意志与文化艺术。因而，与旧有形式和审美取向全然不同的，带有浓重集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文艺观得以确立，蓬勃向上、乐观热情、简朴壮丽、浓墨重彩、形象直白、通俗易懂、直面现实成为其时文艺创作的主体基调。诚如俞剑华先生所说：“我们现在是处在史无前例、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山水画也必须反映出伟大时代的伟大精神来。山水画家再也不能用老眼光、旧办法来作画了。我们要用丰满的构图、鲜明的调子、熟练的笔墨、富丽的色彩、愉快的心情、乐观的思想来表现祖国的锦绣河山和伟大时代的奋发精神。”②尽管盛行于“文革”时期的“红光亮”“高大全”尚未正式成形，但此时的文艺改造与重建已为之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人物画领域，以往的释道、帝王、名臣、高士、仕女等题材尽皆打入冷宫，踏雪寻梅、驴背觅诗之类的文人逸兴和伤春悲秋、吟风弄月的美人图全然不见了踪迹。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及工农兵的生活成为普遍的主题。借鉴西画表现方法的写实人物画和借鉴民间手法单线平涂的新年画式人物画取代了传统的人物画。通过画毛主席像的遭遇，王霞宙分认识到，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手法与现实需求已产生巨大的疏离，他所熟悉的人物画已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此，当大批山水画家和花鸟画家面对能否反映现实生活、能否为工农兵服务的质疑，纷纷主动或被动地远离群山万壑与梅兰竹菊，转而创作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新人物画时，他却决绝地放弃了人物画，把注意力投向了花鸟，兼攻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