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负责人徐红梅介绍,“ ‘写生’一词在古代画史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唐初贞观年间彦悰的《后画录》 ,谓画家王知慎‘受业阎家,写生殆庶。用笔爽利,风采不凡’ ,可见当时写生是否传神,已是品评的标准。 ”写生作为汲取美术题材最有效的方式,被历朝历代画家所沿袭,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认为,“中国画是具有优良传统的,那就是‘师造化’ ,这要比写生宽泛,既要师法万物,对物写生,又要以大自然的生成变化为师。 ”然而这在历史演变中发生了变化,随着绘画经验的累积,除去“师造化” ,又不得不增加“师古人” ,而这主要是在临摹中领会。其本意是师古人之心,学古人如何变自然为艺术。而浅学者,以“师古人”代替了“师造化” ,一味临摹古人,不再面对所描绘的对象,造成了公式化的弊端,这在晚清达到极致。

写生解决“画什么” ,临摹解决“怎么画”

然而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不少美术家受科学思想的洗礼,大量将西方的创作手法引为中用。蔡元培先生曾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中提出,“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 ”因此薛永年认为, 20世纪的写生观念,乃引进西学的产物,这一时期被学界称为写生与师造化的回归,是为写生新传统。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艺研院研究员郑工表示,这种普遍来自于西方的写生概念,在20世纪初中小学美术教育中大力推行,面对实物的“写生法”一开始就具有批判性,其矛头直接指向“临摹法”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康书增认为,此时的引进西方绘画是被清末中国画写实能力严重衰退所迫,用来挽救自己造型能力之法。由临摹到写生的转变非常彻底,不仅在思想认识上重视写生,美术院校的教学内容、课堂练习和外出时间也大幅缩减临摹的分量。确实,现代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与元明清时期相比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有关临摹练习近百年却也是忽视得过了头,有些矫枉过正。就教学而言写生与临摹,同属于中国画的基本功,薛永年从更深层面思考了两者的关系,即写生首先要解决的是“画什么”的问题,临摹则只解决“怎么画”的问题。

面对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画的冲击,应不应该写生已经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中国画当如何写生。对中国画而言,不用中国的技巧写生,就要用西洋的技巧写生。于是在本次论坛中,讨论最为激烈的正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式的写生观。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写生以山水画为例,是要遍览整座山,才开始作画,中得心源,讲究意象之美,并非所见即为所画,西画则以科学为基础讲透视法、光影学,就比如画傍晚的苹果,西画的颜色就会有不同。也有专家反驳,说西画也有印象派,也讲意象。四川大学教授林木认为,西方式写生是直接描摹自然,此种倾向流行一个最简单的原理,即用你的眼睛看世界,而不要用他人的眼睛去看。中国人的写生则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

画出好画才是王道

美术理论家王仲说:“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事。 ”写生的问题在中国绘画界反复被提及,然而每一轮的争论都使这个问题在推进,王仲认为“太行论坛”的讨论,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之争,在一个特定的范畴里面的又一次推进。沿着写生新传统,中国诞生了徐悲鸿、蒋兆和、潘天寿、李可染、黄胄、周思聪等一大批名家大师,到今天,写生的方法仍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并出现了很多代表人物。“最近一些画家的现场实景写生很受关注,确实沿袭了李可染透视焦点的写生,我想这无非是中国画写生的一种类型。刘曦林的写生就有更多的取舍,有更多经验性的东西,更多的想法和现场共享。所以中国画的写生也应该呈现出多种多样。 ”王仲说,一些画家根据现场感受,激发出强烈的色彩,这是一种比较主观的形式,但也属实地写生,也有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写生基础上又加了很多主观成分。“包括吴冠中的写生,他说这个画挺好,拿过来用;那个房子也挺好,也放进去,现场组合。无论是油画的写生,还是中国画的写生都是多种多样的,都是以客观对象作为它的母题。对于中西方的写生方法不要认为它是绝对的两种风格,不可交叉,不可融合。我们在写生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同时要尊重客观,在主客观之间达到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能画出好画来,大家能承认,你就算成功了。 ”

虽说美术理论界的讨论很系统,也很深入,观点也各有不同,然而艺术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母题,进行个性方式的写生。无论是中国实地写生,还是西方实地写生,画家均要有自己的写生方式。只要能创作出优秀、传世之作代表中国,这就是中国式的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