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收藏首先是继承明代遗存。明代中后期内府书画大量流出宫外，皇帝多拿书画赏赐或是折俸，宦官权势日大，不乏监守自盗的情况。有民间收藏家针对官方收藏不善，称书画进入内府为“受填宫之罚”。此消彼长，明代民间收藏则十分活跃。尤其是明中期苏州杭州等江南一带，经济富足人文渊薮，民间私人藏家不但具有相当的财力，且鉴藏之学兴盛，名家辈出。比如吴门画派的诸位代表人物，自己就是诗文书画皆擅的大艺术家。当时的法书名画大体上是由北而南播迁，藏富于江南。到了清代，这一趋势发生逆转，由于皇家的致力收求，书画等艺术品又开始由南至北流转。

古籍的状况更是不容乐观。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下令放火烧宫，明故宫中主要用来藏书编书的机构文渊阁，随之悉为灰烬，偌大紫禁城只有武英殿唯一幸存。钱谦益称此次藏书之劫为“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有人检索清宫典籍目录《天禄琳琅》，明代遗留的古代善本仅有42部。康熙朝国力渐强，皇帝就开始数次下诏，访求天下图籍，以充内廷之储。

清宫亦会真金白银购买书画古籍，最早有史记载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太监奉旨在报国寺“买得王振鹏之画手卷一，此项银十二两”，这是当时购买书画的地点。乾隆时也不时有采买，从御笔的款识来看，王羲之的《袁生帖》、韩干的《照夜白图》等名作都是买来的。但总的说来这种方式并不多见，贵为一国之君，更多的珍宝来自上贡进献。

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最后这类多是臣工向皇帝进献以表忠心，并无定制，发挥空间比较大。不过虽无明文规定，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资格进贡。上贡的多是亲王郡王等宗室贵胄；大学士、尚书、地方督抚等文武大员；织造、盐政等为皇帝办贡的特使；退休重臣，宗教领袖等。越级进贡的，如不惩罚，也都是“不令送览”。

每年的元旦、冬至、万寿节这三大节，是臣子们竞相进献的时刻，尤其是皇帝的生日万寿节为甚。1703年3月康熙过生日，“九卿皆进古玉书画为寿，皆蒙纳入内府名画”，时任刑部尚书亦是文坛名士的王士祯，就进献了自家旧藏宋代王诜《烟江叠嶂图》，这幅名作现藏上海市博物馆，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

到了乾隆朝时，臣下投其所好，进献书画古玩之风更盛。1752年万寿节，陕甘总督尹继善就向乾隆进贡了名画韩滉的《五牛图》。为了不予人贪婪之意，维护皇帝尊严，皇帝也不是全盘接受贡品，而是象征性地择优收受，大部分予以驳回。乾隆还几次降旨，禁止臣工进献。比如乾隆二十五年（1757年），皇帝翻阅雍正圣谕时读到查嗣庭案。作家金庸的这位先祖，因文字狱身死狱中，罪名是查出的日记中“语多悖逆”，其实是雍正要铲除异党。查嗣庭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进献砚头瓶、湖笔的小事，乾隆读到此处竟十分忧惧，他认为臣子记述进贡之事，严重损害了皇帝的形象，气愤不已，感叹“人心险薄，何所不至”。为了避免有人“构造浮言”中伤皇帝，他决定不让王公大臣有所进献。

但乾隆往往之后又态度暧昧地接受了某些贡礼，“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这种欲说还休的态度，结果掀起的是新一轮地方官员的进贡高潮。乾隆年间的侵贪大案，也多与进贡有关，比如高朴、彰宝、王亶望、李侍尧等人。

有人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囿于眼力所限，不免混有赝品。一次，在江南充任税关监督的一个内府包衣，弄到一纸米芾字迹，在进献时忐忑地表明自己见识粗鄙，恳求皇上法眼鉴别。乾隆一眼就看出是伪作，于是在折子上用朱笔批了四字：“假的。不要!”

但也有人故意作伪，将皇帝骗得团团转，最有名的就是康熙宠臣高士奇。高士奇生前自编的《江村书画目》是他买进书画的账簿，1924年被学者罗振玉发现。书中不单记录书画价格、真伪、优劣，还将其分为“曰进，曰送，曰无跋藏玩，曰永存秘玩”等九类。所谓“进”即进献康熙之作，大多皆是赝品，不少几可乱真的“苏州片”，价钱低廉，二两至十数两；而诸如“永存秘玩”类的“上上真品”“无上神品”，花费高达数百两购得，自言“何可与人”，而要“子孙永宝”。正如有人所说，高氏有“欺君之罪”，但内廷却无鉴识之才，内府中也难免玉石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