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中除历代珍品书画外，还有不少清代书画作品，所占比重亦不小，其绝大部分由画院画家、内廷词臣供奉。顺康雍三朝(1644年-1735年)的91年中，皇帝身边集中了一批画家，但皇家并未正式设立画院。直到乾隆登基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专门设画院处和如意馆，在宫廷画院史上出现了双轨制画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画院处归并于珐琅处，如意馆实际上担负起画院的职责。

乾隆每年移驾别处时，还会在当地组织一个画院。画师分布各处，有的在紫禁城内作画，有的在颐和园或是圆明园为皇室服务，还有些人跟随皇帝来到满洲里的行宫和狩猎场，记录描绘皇帝在各种情景下的英姿伟绩。宫廷画精品《乾隆大阅图》画的就是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南苑阅兵的盛景。大阅之前，乾隆特意发话：“俟大阅之日，着海望将画画人金昆带着。”于是宫廷画家金昆参加了大阅礼。不过后来绘制过程中，乾隆发现图中八旗列阵的顺序居然搞错了，万分恼怒，立即降旨停了金昆的俸禄。

在宫廷画院工作的画师报酬比一般画匠要高出很多，清宫画院画家人数众多，产量也颇高。比如宫廷画师张宗苍载于皇家书画精品着录文献《石渠宝笈》的作品达116件。还有一批西方传教士画家也于康熙朝开始陆续进入宫廷，其中最着名的是意大利人郎世宁，《石渠宝笈》中存其画作56件。乾隆一生多达一百五十余次的南巡北狩中，除了接受“路贡”，还会亲自寻觅各种艺术人才。绘制着名的《乾隆南巡图》的画家徐扬，就是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途中发现的绘画奇才，被他带入宫中。康雍乾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翰林画家，大都是朝中大臣，其作品较院画家更具文人气息。

除了画家们奉敕之作，皇室成员中也有丹青水墨的高手，他们的画同样被收入内廷。顺治就是一位颇有天分的画家。他画的《渡水牛》一图，王士祯在《北池偶谈》中赞叹其生动传神，“乃赫跃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

康熙则在日理万机中，对书法情有独钟，一生之中临池不辍。他最爱明代董其昌的书法，评其为：“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使得朝廷大臣莫不跟随模仿，遂成风气。当时宫廷中庋藏董其昌和华亭派作品最为丰富。高士奇私家所藏中也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可见一斑。

要论清宫收录作品最多的皇帝，乾隆当仁不让。《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着录乾隆书画近2200件，占全部着录作品的1/5强，他是其中收藏作品最多的作者，远远多于其他人。乾隆在19岁时开始学画，“忆余己酉岁偶习绘事，而独爱写花鸟”，学画“始于临摹”，现留存最早的画作是他22岁时画的《三余逸兴图卷》和《九思图卷》，到最晚88岁所作的《戊午岁朝图》，创作时间近70年。乾隆的书法一改其祖康熙学董的风气，主要取法赵孟頫，并崇拜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推崇《快雪时晴帖》。

清朝100多位皇子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坛艺苑的杰出人物。比如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绘画功底扎实，在清代画史中被列为“本朝宗藩第一”。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以楷书、行书着称于世，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乾隆四家”。他们都有精品被收入内府。当然帝后书画也存在普遍的代笔现象，比如慈禧太后流传的画作几乎都是他人捉刀，这些也难用文人画的标准衡量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