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前世今生。阿雷斯·艾尔札维克认为，在1970年代初至80年代晚期的苏联、东欧、 中国、古巴等地区，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已经改变，艺术革命陆续发生；这些不同国家的艺术样式、风格中由于传统和民族的因素各有显著差异性，同时也有暗合与呼 应的情境。例如中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写实主义”、“第二波现代主义”和“解构的后社会主义政治艺术”与中国“85新潮”前后的发展正有某种相似之处， 尤其是波普艺术中对各种政治符号的挪用、拼贴，以反讽的语意策略表达了对政治的关注和距离感。然而，消费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浪潮很快把一切席卷而去，各种 主义、姿态竞相出场的平庸的多元化中，唯独失去的是饱蘸着“血色黄昏”的美学正义，当然也失去了激进的、批判的浪漫主义踪影。

现在我还无法描绘激进的浪漫主义如何在当代艺术中复苏的情景，我只是想起台湾左翼现实主义画家吴耀忠（1937-1987年），台湾战后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人 物。他在艺术上师承写实主义大家李梅树， 1968年因“民主台湾联盟”获刑，至1975年出狱。他创作的《山路》（油画，1984）表现出把现实主义写实艺术与激进浪漫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努力。画 面中一名无头的白衣男子正迈步向前，右手提的布包里显然是他自己的头颅，血腥而决绝，他对革命的看法赤裸裸地呈现在画布上。吴耀忠在这条“山路”上所追求 的，就是激进浪漫主义的力图实现的美学正义。研究德国浪漫主义的学者萨弗兰斯基说，浪漫主义的强力复苏是1968年大学生运动的结果，他认为作为一个时代 的浪漫主义已经过去，但作为精神姿态的浪漫得以留存；因此，“我们不能失去浪漫主义，因为政治理性和现实意识太少关注生命。浪漫主义是剩余价值，是美丽的 与世隔绝的充盈，是意味深长的丰富。”这也应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箴言。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