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祺发

随着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是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问题。近些年不少美术史论研究者先后投入到整理地方美术史的队伍中，书写出一部又一部地方美术史著作，从而填补了各省市研究的空白，也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的书写视野与修订前提。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地方美术史”的书写价值与史学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综合性的全国美术史。

美术史个案研究不断丰富，其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在一部字数极为有限的中国美术史著作之中，艺术家被纳入其中的机会也很有限。而随着地方美术史研究的深入，这个概率增大了。因为一旦中国美术史重订，被接纳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及至目前，“地方美术史”著作已诞生不少，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全国各地的美术史都会被书写出来，甚至一座城市的美术史也会诞生。在不少读者看来， “地方美术史”往往只重视它的空间性而忽视了时间性，其实不然。虽然每个美术史家的书写体例会因史观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他们在书写时，其空间与时间是相提并论的。一段历史的延续，既不存在没有空间的时间，也不存在没有时间的空间。地方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切面，但是，中国美术史并不等于各个地方美术史之和。不论是中国美术史书写，抑或是地方美术史研究，它的研究主体一定是人，即艺术家、批评家、美术史家等整个美术史系统的各种从业者，以此来分析研究各类美术事件与现象。这里隐含着一个被书写者的籍贯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多数人注意。

籍贯，一般指祖居（祖籍地）或原籍。为什么籍贯问题在“地方美术史”书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呢？现今不少的“地方美术史”研究著作，选择的艺术家无不具有地缘性这一特点。如石涛是广西桂林人，但他一生重要的艺术经历并不都在广西。那么，将来书写“广西美术史”的时候，是否会把石涛硬拉入其列？在书写一部“地方美术史”时，除了涉及同籍贯者，还包括那些籍贯非此地但曾经在此地生活并进行过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在笔者看来，“地方美术史”的撰写理应是某个区域里的美术史传记。

如今的“地方美术史”书写虽没有一味地依据籍贯来书写，但却存在仅凭“籍贯”一说就硬拉该画家入列的这样一种现象。国内不少画派还把一些不在该地进行艺术创作的该省籍的艺术家统统列入进来。这种硬性拿“籍贯”一说就把艺术家圈进来的现象应予破除。其实，石涛的艺术成就由“安徽美术史”“湖北美术史”或者“江苏美术史”来书写也无不可。在行政区域上，现在的省界、市界把一个特定区域做硬性划分以便于管理，但在文化上，决不会因为界限的存在而消除这种地缘性事实。

为此，美术史研究者于洋说：“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是仅靠某个地域即能成就一位艺术家，而应认识到，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促成的结果。古代、近现代部分较少牵扯具体的利益关系，而对于当代部分，我们的美术史家还是慎重为好。一是为避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作怪，二是为避免受文化利益驱使，某些地方为争夺无形资产的文化资源而内耗。这可从现今不少地方争夺名人故居、名人出生地的事件中看得出来。中华儿女有认祖的传统，这是无可厚非的。最可怕的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个人利益与政绩所做出来的怪事、丑事。在此，希望我们的地方美术史书写越来越规范，真正做到以学术为公心。

（作者为独立撰稿人）

[除署名本报评论员文章外，本栏目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