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本身。这充分体现在菅木志雄的发言之中：“与自然世界的幸会的可能性思想和其相应的构造是否形成，具体性事物是否具备形成，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对李禹焕而言，其问题的焦点是如何超越限入僵局的西方近代的限界。这与法国的结构主义的形成基本上是同一时期。李禹焕认为：笛卡尔以来，蔓延世界的近代世界观的元凶是一种意识的表象作用。其惟一的产物事物的“事物性”，而以一种自然存在的“物”所展开的“幸会”的体验方式相对置。因此，这个幸会，是一种超越近代以来认识论所构成、所有规定的概念以及对象理论后的“闪烁的瞬间性境界”，并提示了“场”的意味。然而，李禹焕所意识的这些问题，反过来也遭致一些反驳。在表述所谓“超越近代”的时候，支撑其想法的意识、动机本身，仅仅发生在近代世界之内，那么，哪里说得上超越近代的意识能超越近代呢？其超越近代，有可能只是局限在一种“语言的近代性”而已之类的指责。再比方“所谓的”幸会，并非表示一个超越沉闷的近代界限后的彼岸世界，与其说这种思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倒不如说这是一个紧追近代界限的概念，这样说并不过分。1970年，作为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大阪万国博览会，可以说是一个象征，在标志世界经济高度成长的日本经济以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的复兴与繁荣的阴影之中，“物派”不是单纯地依据于一种东方思想，可以看到一种受美国化影响的文化形态。当时，以大都市为中心盛行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很多艺术家也参加其中，他们面对这种对覆盖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合理化、效率化的盲目追求这样一种让人感到幻灭的状况展示了批判。当时类似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日本，像西德、意大利以及美国本土也都有发生。花小孩以及嬉皮士运动等，可以看作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动向。在美术领域中，当时在意大利出现了贫困艺术。西德是以约瑟夫·博伊斯为中心的活动，还有美国的大地艺术等几乎也出现在同一时期。体现这些动向大的背景，是一种社会荒废的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灭顶崩坏的兆头，和很多方面呈现了一种虚构存在的现代化。包括人口过剩、自然的破坏、核威胁等重大问题。日本美术评论家峯村敏明将此问题，看作为“西方所发起的极端的拟人化与近代国家主义的产物”。在这样一种趋势下，佛教、道教等作为与西方不同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以及民族性、民族气质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氛围，同时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一种新的哲学及方法的里程碑开始浮现，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需求。比方说，菅木志雄对作为大乘佛教基础的龙树的著作《中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学到了用于作品制作的理论。然而，这并非直接地将其作品化。实际上，物派艺术家的创作，直到现在依然影响广泛。川俣正、宫岛达男、保科丰己的作品等，他们吸收了日本传统建筑的因素，在空间上发展了“物派”，被称为“后物派”。“物派”的发展，也因而成为战后日本当代美术史中最为重要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