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山水——人生闲暇

魏晋时代，士人高谈老庄，手挥五弦，志轻轩昂，赏会山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是生活态度和文化心理的种种主要表现，人格精神从而被弘扬，自我价值被发现，更注重人的才情、品格和风神等内在的精神状态，对于生命的尊敬、膜拜和热爱，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主体的人格风度，而非门第功业。简而言之，玄学追求的理想人格即是阮籍所指的“大人先生”，阮氏在《大人先生》传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魏晋士人由对外在规范的重视而转向内在主体意识的弘扬，“人”的发现既通向对生活哲理的思考，通向外部世界的审美愉悦，终又由“任自然”而专一寄情于山水。王羲之便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犹今之视者，悲夫！”的感叹，集中表现出他对生命的看法，表面上是对人生论的怀疑，似乎是颓废、悲观和消极地感喟，实际上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对人生、生命、命运和生活的强烈渴望和留恋。陶潜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便是这种心理的具体体现。

在魏晋时期，士人们完成了从积极参与到达观随缘，从遵从礼法到一任自然，从入世的失落到乐在山水之间的逍遥，《世说新语》所言的“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成为时代精神。晋人以虚空的胸襟来体会自然，表里澄明，一片空寂，如王羲之《兰亭》诗中说：“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性情旷达，不拘常谈，从“东床快婿”这一典故中便可窥豹一斑。王羲之返入山林，寄情山水，创作出不朽的《兰亭》，体现出自然和人工雕琢的合理统一，“既雕且琢，复归于朴”。正因为有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才引起了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死生之叹。四十一人的兰亭雅集，更是一次清流名士的山水文化集会活动。对自然有一种置身其中，无忧忘我的意味，真正达到与自然同在的灵境，构成一种超然的人生观，以此作为书法艺术的基础，才有令人不可企及的成就。

私人空间——书法自娱色彩的增强

庄园经济模式，开辟了私人空间，放浪形骸、自我适意地体验人生活动，为书法拓展了新天地，追求书法自娱个性化的色彩，书法表现空间进一步扩大。汉代立碑是一种潮流，魏晋则截然相反，统治者明令禁止立碑，碑刻书写遭到遏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书法不再是实用铺陈，实用性消退，艺术性随之凸现出来，不再局限于实用，表现超妙入神，飘逸风流的自我情怀成为可能，而更多地关注个体的人生兴趣和日常生活情景。玄学兴起，促使写经盛行，一时蔚然成风，纸张材质也发生了变化，对笔墨表现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追求书法的艺术表现力，从入书形式便可知晓，所表现的内容，打破了魏晋之前单一的歌功颂德之文，诗文信札无不入书，而且大多文辞隽永空灵和华美。王献之留下来的墨迹中，信札占了大多数，将书法带进了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表达出生命里真实细微的真切感受，因而充满了感染力。

随着汉代“独尊儒术”理论体系的瓦解，道家思想逐渐演变成个人闲适生活和人生放达的理论：自然、率真、放达，卸脱了沉重的功利思想和社会政治压力盔甲的拘束，士人更留心人生和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更接近人生的率真状态。文人对功利追求的淡化和舍弃，对书法来说，完全是件好事。汉代将“立德、立功、立言”看成人生既定的目标，强烈的功名心态和单一的生活取向，使汉初士人在遭遇仕途挫折之后没有回旋余地，但在魏晋时期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具备了退守功能的人生观念和寄托方式。魏晋知识分子多半超脱于礼法之外，不拘小节，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对自我价值进行由衷的肯定。生活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放了礼法束缚，避免仕途压力和官场拘束，能够轻易地割舍随之而来的功名利禄。有艺术表现天赋的书家，有在艺术领域内一试身手的可能，通俗地来讲，就是有精神上的置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