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十年左右的展览看，作者在书写内容的选择越来越讲究，一般的唐诗宋词已经不能适应要求，同样为了出新，很多作者找到一些生僻的散文、笔记，甚至中医药方等等，可谓五花八门。这种心理的目的旨在显示出独特的匠心，为作品加分。一再鼓励作者自作诗词、文章，但是客观地说，就目前社会上参加展览的主要创作人群的素养来看，差距还很遥远。更刻薄一些说，不抄错便是合格了。在古代，书法更多的是社会精英阶层的雅玩，并不是一个普及于社会各阶层的艺术形式，这种状况和现在是有根本区别的。当前主要创作群体的身份构成很复杂：学生、公务员、商人、官员、无业者还有专职艺术家等等。虽说现代的文明社会中文化普及面已然很高，其中有些作者还受过专业的文史训练，但这与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那种层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一份闲适、从容是从内心长出来的，那一种对文字驾驭的能力是我们现在望尘莫及的。

实际上，从这些颇具摩登意味的现象中也可以感受到属于我们的“时代性”，我们目前始终无法做到对某一个或一系列问题的深入和完整的研究，很多东西都只停留在表面化的程度；或者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潦草的时代”。真正的“时代性”应该是有中主的，有向心力的，表现为面目不同而精神一致，北宋书法即为典型。而现在则更多的是面目相差无几而精神空洞，没有一个中主的向心性。严格意义上说，这更像浮于一时的“时尚”。又，历史上每个阶段书法的所谓“时代性”都是后人总结的，并不是时人在确定方向的情况下努力形成的，当然这其中有每个时代机缘巧合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完全没必要去想出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性”的轮廓来作为目标，能够踏踏实实在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上做好就足已。有了历史上那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各种“时代性”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正视“时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免被它限制住视野而失去了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1）严格意义上讲，行草书是一种行书和草书混合的书写形式，同时包含行书和草书两种书体的特点。由于这两种书体具有天然的融通性，故书家往往混而用之，以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本文不再对此概念做详细区分，姑且以“行草书”指代一种书写形式。

（2）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