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塞罗塔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新闻发布会上，2016年6月14日，伦敦。图片：Courtesy of Jack Taylor/Getty Images

镜花水月

终于，在本周，Charlotte Higgins带领众多的读者回顾了刚刚退休的泰特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的神奇经历。他的故事揭示的不仅仅是近年来那些值得回忆的事情。它还告诉我们了很多关于当下以及未来很多有价值的内容。

作为一个2005年之前还和当代艺术没什么交集的美国人，我一直以来知道的只是伦敦是文化领域的传统全球重镇。而Higgins告诉我们，几十年前，泰特——1970年的时候只有单一的场馆——反映出的是英国对于这一领域的宏观态度：“收藏被分成‘英国艺术’和‘现代国外艺术’两大不均衡体系，就好像当代艺术是来自海外的一场阴谋一样”。

塞罗塔在1988年接手泰特。在宏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下，他在接下来的30多年时间里将这个二流的机构变成了有着4幢建筑的文化景观，其中领衔的就是让他觉得骄傲的、有着各种当代艺术展的泰特现代美术馆。

但是，在泰特之后，在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就职的塞罗塔并不觉得这样的转换是有什么前途的。在这本书的结尾，他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说在英国“过多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对Higgins所说的新鲜事物的价值”产生质疑。在塞罗塔看来，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怀旧气息似乎有着很多负面的可能性，不管是对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还是当代艺术。

这里的要点在于，塞罗塔的个人视角与众多艺术产业人士的态度之间的鸿沟。大部分经纪人、拍卖行、藏家、博物馆专家、学者都会告诉你，新——至少是近期的——似乎是别无二家的选择。

但是塞罗塔的预感至少应该引起我们的质疑，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如何与艺术圈这个密封舱之外的阵营相符合的。从统计上看，机构的参观人数似乎可以在全球，至少西方，证明这种担忧并不无道理。

如果TAN的2016年参观人数是正确的，那么从去年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当代艺术展览上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A）当代艺术展的参观总数其实与最受欢迎（排名前十的）古典大师油画展差不多；

B）参观当代艺术展的人数大约是最受欢迎的后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展观众人数的64%；

C）当代艺术展的参观人数大概是前两种类型总人数的40%。

虽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至少部分反应了艺术家作为反映出广义文化的地位——或者一样重要的，宏观经济状况。

如果近些年你和那些你关心的人觉得失去了很多，那么很可能你们就会希望世界会回归到旧时的状态——就会去怀念那些与美好的旧时光相关的东西，不管是政治还是艺术（视觉、音乐、电影、或者其他）。

但是，如果你和你关心的人，比如到六月底之前都在超级藏家一掷千金的希腊群岛时，可以很幸运的说自己是“艺术难民”——或者至少你觉得自己在21世纪可以免于被遗忘——那么，你也许对当下所发生、以及即将的事情有着更开放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和经济动荡、花费巨款来购买所谓的前卫作品可以增加自己名望的年代，这样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如此说来，塞罗塔从泰特转职Arts Council England就意味着他需要在当下的现实——很多公民所喜欢的“进步”其实就是要坐着时光机器穿过虫洞回到过去——当中重新来认识自己耗费一生所推广的激进艺术。我并不是说当代艺术家需要开始考虑Norman Rockwell式的复古回忆，这就像是在说“经济焦虑”让人有理由去宣扬新纳粹主义一样无稽。但我想说的是品味往往与经济有着紧密关联。就像塞罗塔一样，我们这些艺术圈的人应该考虑这些因素与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关联，不管是从个人层面还是集体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