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先后遭遇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的焦虑”、90年代的“身份的焦虑”、2000年以来的“语言的焦虑”。我们深切地意识到，艺术语言并不只是一种表述方式，它表现的是一种更为内在的文化经验，凸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发展逻辑。今天，愈来愈多的国际展览交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中国的当代艺术没有自己的语言体系、修辞方式、表述话语，不管时代精神多么丰满，如果最终缺乏具有本土文化意识的语言作为载体，在全球化的艺术语境下，其文化身份还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建设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整个80年代，大致有三条语言发展线索值得关注。一条是来自于现实主义内部的嬗变与发展。“文化革命”结束后，当代艺术掀起的第一波浪潮是“伤痕”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第二条语言线索是80年代初以来，一部分艺术家主张实现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尝试对传统的一些视觉资源进行现代主义风格与形式上的转化。第三条语言发展轨迹主要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影响，艺术家需要实现语言的个人化、风格化，使其具有现代艺术的特征。

当然，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实现思想的启蒙与语言的革命。这两项任务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就语言方面来说，为了达到对抗“文化革命”以来僵化的一元化的艺术体系，许多青年艺术家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了欧美。但始料未及的是，我们在接纳西方现代绘画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形态。在“新潮美术”短短的几年间，前现代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同时出现了。因为时间太短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自然存在许多误读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由于“新潮美术”不仅要实现思想启蒙与文化反叛的目标，同时还要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这势必会引发“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就当时的创作来说，1986、1987年前后，一部分批评家、艺术家曾提出了“纯化语言”。所谓的“纯化”，实质就是批评“新潮”期间，一部分艺术家的创作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简单的、甚至是极为粗糙的模仿。在80年代当代艺术的发展情景中，“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博弈，其结果是前者最终占了上风，这也意味着，彰显“审美现代性”的语言变革问题仍然处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