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