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上述现象是我们谈论当代艺术的前提与基础。客观地讲，每个来自于政治领域的新思维，每个来自于经济领域的新数据，对当代艺术而言都是某种暗示与征兆——全球当代艺术格局即将发生潜变与反转的征兆。换句话说，全球当代艺术格局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所谓“前夜”，即黎明与黑暗交替相生，互为因果的神秘时刻，也是盛产文化雄心、超越性思维以及革命性行动的时刻。幸运的是，“凤凰艺术年展”正诞生于这一时刻。上述堂皇的词语既是它的标志，也是它的纲领，它将以此向世界表明当代艺术新力量、新势力的出场。

无论从全球文化博弈的格局来观察，还是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逻辑来分析，“凤凰艺术年展”的创立都显得水到渠成。准确地讲，“凤凰艺术年展”是建立在中国的崛起这一事实之上的；同时，它还依托于中国当代艺术既有的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国际声誉——自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主体建构的愿望得到了不同国家的理解与尊重。

然而，“凤凰艺术年展”在享受当代艺术的成就时，也必须试着理解繁荣与危局同在，上升与陷落并存这一悖论所构成的当代艺术本性。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一经发端，便遭遇到各种力量——主流意识形态、后殖民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地域主义、新技术革命以及普遍流行的个人主义——的改写，每种力量都试图规约当代艺术的发展路径，塑造当代艺术的性格。在这个迷径纷呈的版图中，如何确切地描绘当代艺术的性质？谁也没有足够的把握。是政治的隐喻？后殖民文化游牧的羔羊？全球地域主义文化崛起的象征？自恋主义的游戏？还是新技术感性延伸的产物？很难说得清楚。唯一值得我们确信的是：欲望远大于精神，利益远大于理想，形式远大于灵魂，形式远大于观念是当代艺术的基本状态。这一认知迫使“凤凰艺术年展”自创立之时便进入反思性的情景中，它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人妖同体的当代艺术需不需要一次革命性的重构？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如果用心倾听一下批评家们对当代艺术困境的描述，会更加坚信这一点。就我的观察而言，情况可能更糟糕一些。我不妨稍作简单的列举：自199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艺术已基本形成对西方既有文化秩序与价值观的路径依赖，明确印证这一点的，除了取悦性的文化态度外，还包括一些自作聪明的策略，比如“泛政治化”“土特产化”“拟西方化”等。与此同时，矫饰主义日渐盛行，病毒般地蛀空了当代艺术的精神领地，导致当代艺术批判性维度的彻底丧失；另一种困境是过度“自治”所导致的，在这里，当代艺术已被放纵为自恋主义的游戏。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当代艺术“新贵”们与资本的合谋，已让当代艺术差不多变成了一桩生意。我相信，上述的列举已完全可以满足一场艺术革命所需要的条件。回顾起来，这的确令人感叹：一场以反叛、对抗、疏离与自由为开端的艺术革命，终于在后殖民与市场编织的路径中，走向了自己的暮色。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一个新的、史诗般的现象都在逐日发生：那些标志着早期当代艺术的概念、信仰、价值、形态正在历经着潜在的却是根本性的变化，一种新的当代艺术正在升起。目前，我还无法准确地描述它，因为它的形态乃至精神轮廓都是含糊不清的，但我想强调的是，由此而来的变化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艺术家们曾竭力推崇的，以“进步”为核心的艺术直线进化的时间观已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以尊崇文化多元性、差异性为特征的时间观——时间不单单指向未来，还不断地返回各类文化古老的源头与母题。在这个时间领域内，那些被“进步”吞噬的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将奇迹般地复活，而不同国家的文化主张与精神诉求也将获得伸展的空间。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上述变化更为明确，更为清晰。自新世纪以来，回归文化母体，在那里获取重构的资源和力量，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大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再中国化”“再东方化”。如果这一观念在早期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生存策略的话，那么，今天它更像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抉择。这个大趋势，我笼统地称之为“超当代”——这也是“凤凰艺术年展”主题的由来。在我的构想中，这将是对当代艺术既有概念、秩序、价值观乃至形态的全面超越、更化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