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能改变世界吗？或者说，在艺术的作用下，这个世界能变得好吗？向来“以艺术家在各种政治背景下的反思而创作”的卡塞尔文献展，仍坚信艺术对现实的拯救作用。从圣保罗双年展的主题“现实的不确定性”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用意。与此相反，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则更像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派对”，在不知所云的“艺术万岁”的主题下，艺术家们似乎普遍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无论从气质上，还是从性质上看，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更接近威尼斯双年展。经过早期的泛政治化冲动后，中国当代艺术大幅度、整建制地龟缩到“自治”的小圈子中，面对腐败丛生、生态失衡、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的现实，中国当代艺术不仅彻底丧失了反思性批判的能力，而且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度也所剩无几。问题在于，丧失了反思性批判能力的当代艺术还能称之为当代艺术吗？——依我看，当代艺术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于此。另外，无论当代艺术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值得永远坚信的，那就是：艺术不会改变世界，但它拥有的精神能量与价值，将在社会、人性的重建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至少，作为见证者，它会将社会现实以及人性投射到历史的屏幕上，以便人们在那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并由此反躬自问。就当代艺术的担当而言，结论是明摆着的：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在重获历史功能与政治隐喻中复活，就是在自恋主义的沉沦中自娱而死。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捍卫“艺术即政治”这一命题，捍卫当代艺术的反思性批判能力，就是捍卫当代艺术自己。

如今，当代艺术成为一项巨大的生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威尼斯双年展越来越像艺术品博览会就是很好的例证。说得明白一些，决定展览性质与取向的，并非策展人，或者说并非仅仅是策展人，而是其背后的投资商、画廊老板、经纪人和艺术掮客。这并不奇怪，它完全符合美国后现代文化学者所提出并加以阐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经济盈利与文化推广完全合二为一。1993年，我就说过：“现代主义以来，伟大的艺术家背后都有一根伟大的金钱支架。”过了10年我又说：“市场之外没有伟大的艺术家。”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今天艺术家的“新贵”们几乎成为资本与权力的合谋者。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新潮美术”一代与“泼皮”“波普”一代，已在金钱的黏合下形成了巨大的新保守主义群体。作为“成功”的典范，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诱导更多的新晋艺术家加入拍卖排行榜的逐利行列，一同成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与景观的参与者。如果说，当代艺术堕落为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宠物是其最大的不幸的话，那么，当代艺术家的助纣为虐，更是人类精神生活陷落的象征。问题是：谁能来拯救这一切？

显然，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我不能提供答案只能提供无用的独白：借助市场力量而不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才是当代艺术的谋生之道。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当代艺术家？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关于“当代人”的看法或许能让我们有所顿悟。依我的理解，阿甘本所谓的“当代人”，指的正是诗人和艺术家。阿甘本写道：“那些真正的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时宜的。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条件，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和时代错误，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①同时，“诗人——当代的人——必须坚守他对自身时代的凝视……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②那么，什么是黑暗？阿甘本解释道：“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最遥远的星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逃离我们，它们的逃离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线无法抵达我们。被我们觉察为宇宙之黑暗的东西，就是这种无法抵达我们的光线。”③阿甘本认为，当代人是稀少的。出于这个原因，“做一个当代的人，首先就是一个勇气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能够坚守对时代之黑暗的凝视，也意味着能够在这种黑暗中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却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换言之，成为当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场注定要错失的约定。”④按照阿甘本的标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除了“利己主义者”“犬儒”“新保守主义势力”“时尚者”“新贵”“自恋者”等等，还剩下了什么？

我想说的是，做一个当代艺术家必须从仰望星空开始。“凤凰艺术年展”为此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