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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方位

2017-10-11 07:49    文章来源:中国美术报    

在我的构想中,“超当代”将是对当代艺术既有概念、秩序、价值观乃至形态的全面超越、更化与重塑。

“中国当代艺术”概念的改造与重建将从三个方面入手:以确立“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身份和价值为前提,探索并建构其历史文脉、文化属性、资源、方位与功能,描述与确立其特有的形态与类型。

一切具有“当代性”的艺术类型,皆可被指称为“中国当代艺术”。

既然旧秩序、旧格局已难以满足全球地域主义文化普遍崛起的现实需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族群艺术互融共生,并以对话为存在方式的新秩序、新格局呢?

以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换为依托,努力建构“中国性”,实现价值体系与审美观的“再中国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在重获历史功能与政治隐喻中复活,就是在自恋主义的沉沦中自娱而死。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捍卫“艺术即政治”这一命题,捍卫当代艺术的反思性批判能力,就是捍卫当代艺术自己。

借助市场力量而不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才是当代艺术的谋生之道。

从本土经验而不是从西方文本出发,将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完成自我超越的必由之路。

“超当代”旨在建构与西方当代艺术和而不同的艺术标准和价值体系,担负起探索全新艺术方位与路径的重任,在超越当下乱象与困厄的过程中,塑造出面对未来的新思维、新方案。

在古老的边城小镇凤凰创办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年展,无论对策划者,还是对艺术家,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古镇的历史文脉借当代艺术魂兮归来,还是当代艺术借古镇文脉而获重塑的权利?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唤起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展览的某种期待,或还将激发出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经历的无限想象。稍具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凤凰”一词所固有的“涅槃”之意涵。借用、重释这个意涵,让“凤凰艺术年展”无意中生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讲,“凤凰艺术年展”与其说源于智慧的策划与谋定,不如说源于“凤凰”这一意象所拥有的伟大宿命。

对于全球当代艺术而言,2017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一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威尼斯双年展(每两年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每五年一届)、明斯特雕塑展(每十年一届)先后登场,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在欧洲衰退的浪潮中,似乎只有艺术呈现出海市蜃楼般的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这些展览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广泛的非议和批评,似乎暗示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岌岌可危。比如,从“反博物馆白人至上主义、z民主义”到“向雅典致敬”的主题转换,清晰地表明卡塞尔文献展在政治议题超重之下的摇摆不定,气喘吁吁。而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漫不经心,随遇而安,更让人意识到策展人的无计可施,以及策展思想的空洞。如果这些迹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还可以再添加几条政治性的注脚:恐袭、难民潮、经济衰退、族群分裂、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对抗的加剧。

上述现象如果反过来观察可能会更合理一些。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理应作为全球格局变化的注脚而不是相反。无论政治家、战略家以及学者们如何为人类处在一个什么时代而争论不休,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全球正在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化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在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塑中,一个可被称之为“再全球化”的时代日益成为现实。数据是硬道理,从1990年到2022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的全球比重将上升至39%,这其中中国将占到全球GDP的21%。与此相适应,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人们都普遍渴求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范式以及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出现。这意味着,全球新经济秩序、新政治秩序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此情形下,中国成为全球的焦点已在情理之中。大胆推测一下,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所谓的“再全球化”,将是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

责任编辑: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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