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在武汉美术馆举行了一场以“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术史论教授沈揆一担任学术主持。与会的艺术家与学者围绕水墨画的“历史与身份”和“媒介与边界”两个维度展开讨论，共同探讨了关于水墨的历史谱系问题以及面对当代的转换之路。

从历史与身份中厘清水墨的角色

水墨与历史、与当代之间的联系纷繁复杂，水墨的身份这一概念中也涵盖了诸多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术史论教授沈揆一从现代中国的山水画谈起，他谈及了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山水是最为常见的视觉形象，所谓寄情于山水存在着艺术家们对自然、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关注，如果将国画以民族国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来定义的话，山水画则被视为中国的象征，这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思考以及非常重要的符号意义。然而，今天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山水画，沈揆一以王天德、梁巨廷、秋麦等艺术家的水墨创作为例，展示了他们所表现的当代的现实不同于古代的现实。他认为，当代的艺术家们用“山水”作为文化权利的宣言，通过它来体现地域、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身份。

周韶华 火焰山上下 纸本水墨 178×96cm 2006年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在发言中同样提出了对“当代水墨”中“中国性”概念的思考。比如，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如何从正当的“中国性”概念中，包括谁的“中国性”、什么样的“中国性”中吸取文化自信的精神资源？李公明认为这些概念有着研讨的空间和可能性，而不仅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宏大话语。再比如，如何从“本土性”概念中获得现实感和合法的差异性，以艺术促进多元、平等的本土建设的问题。他认为，在对“中国性”的理解中，无法离开对“本土性”的思考，在当代艺术中，更涉及到如何运用艺术进行身份的建构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性”和“本土性”不只是关于工具媒材与技术性的考量，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的层面，并与全球化展开对话的核心问题。

在水墨的历史与身份的探讨中，无独有偶，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也作了主题为《由发现水墨到发现中国》的发言。一方面，他认为水墨是最带有民族根性和民族文化符号的，水墨在中国面向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与今天的文明相适应。另一方面，对于艺术家来讲，他希望艺术应回到早期没有受到规训的荒原的状态，他说这才是有生命力的。

除了中国的艺术家、学者对水墨的身份进行了建构，武汉纺织大学教授大卫·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也发表了自己对水墨的研究与理解。他认同“气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融合共鸣”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荆浩对于气韵的理解对于指导今天的文艺创作依然有着意义。他还指出，中国和西方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希望通过绘画来表达一个非常私人的对于自然的看法，即自然在本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在大众眼睛里的样子。所谓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认为画作是人与自然接触时产生的一种技艺，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分析。他认为这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作为此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开篇的单元展“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的策展人，他无意也无法来展示梳理中国绘画历史的完整脉络，却用沧海遗珠来引出问题，他从晚晴扬州画家王素所作的《村居纳凉图》对清代流行的“豆棚闲话”生活主题的描绘出发，另辟蹊径，抛开水墨的民族身份不谈，而是在画中人物的身份转换中，研究发现了后辈仿摹前辈时自身对水墨形式的继承与创造的的诸多问题。

《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则在全球的视角下提出，身份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今天的现实，而且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在历史学或者是艺术史学课堂中这两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如何从全球的视角看待中国和中国的艺术史。他在主题为《中国画之变的理论话语及其历史语境的思想根源》的发言中，讨论的不是关于中国画的理论话语，而是关于如何去变的理论话语。他提出，虽然中国画这一百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那么支持这些变迁的背后的理论话语是什么，是如何变的，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去面对、看待和处理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其自身的变化。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是取决于艺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三者的互动。

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西北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高丛宜追溯到水墨的历史而谈到艺术的审美变化，南北宗主要是讨论汉民族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之间的区别，董其昌提出南北宗绘画有很强的这种意识，然而中国东部和西部区域的划分，一个是沿海的文化，一个是内陆的文化，这两个文化之间的区别要比以前南北划分更明显，的确，东西和南北概念的替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