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 1987年宁夏彭阳县出土春秋战国人驼纹铜饰牌

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康居使者贡献的骆驼不仅膘肥体壮，而且是珍贵的白骆驼，评估却被定为黄瘦，因而上告朝廷。此案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可知骆驼来自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泽拉夫河流域（图十）。

2.“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悬）泉置……”

3.“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献橐佗六匹，阳赐记□ (A)”。

4.“□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名藉（籍）畜财财物（A）”。

类似的记录还有若干条，既有康居国王、疏勒王子等派遣的使者，也有来自目前尚不清楚的“比胥健”国的使者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贵人，既有一二匹过境的少量记录，也有一次就带来25匹骆驼进入玉门关的简册。一般来说，贡物种类、品质和数量都要记录在案，现在遗存下来的诸条简文绝大多数都是有特殊情况而进行记叙的，如疏勒王子入贡，所携三匹骆驼却在半途疲劳累死；大宛国贵人所献骆驼意外死在悬泉置；乌孙、莎车使节入贡的六匹骆驼一直未到。这些简牍内容虽然没有马匹管理那么详细，但其真实性使人们了解到西域国家入贡活动中，运送骆驼也非常不易。

西域、中亚这么多使节往来均带有骆驼，这些骆驼不可能都贡献到长安或京师地区去，很有可能就地饲养。悬泉汉简有一简记载：“所遣骊轩苑监侍郎古成昌，以诏书送驴、橐他。”这件文书是朝廷所派担任“苑监侍郎”的古成昌向指定地点骊轩（今永昌县）输送驴和骆驼的记录。“苑监侍郎”是朝廷派遣到边地牧苑任职的官吏，可见牧苑饲养的不仅有马，还有驴、骆驼。按照汉代马匹饲养的严格规定，不能草料过饱、乘骑过急、谷料过多等，如果死亡要追究责任，这对饲养骆驼不熟悉的苑监也是考验。

汉武帝《轮台诏》回溯汉伐大宛国时说：“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可知远征大宛的汉军在军粮不足情况下，曾屠宰包括军中骆驼在内的畜产食之，汉朝迎接凯旋而归的军队亦用驴和骆驼作为“负食”的后勤供应。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因为适合长距离运输并能担负起大规模贸易的重任，骆驼才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如果说阿拉伯地区最早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 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那么双峰骆驼也在中亚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现在对双峰骆驼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的最早时间还有分歧。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中亚各国而言骆驼能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和食物，有利于商队负重贸易或军队后勤补给，可以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运输。

骆驼的使用与环境适应，反映了游牧民族和定居者的不同需要，河西走廊至长安段的中原汉人不急需骆驼，汉代丝绸之路很长时间还不是长距离的直接贸易交换，可能更多地是转运贸易，所以河西走廊并不急需耐力长久的骆驼。因此，中原内地人对骆驼的认知，是从西汉张骞通西域时开始的，尽管骆驼还不是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角，可是一波接一波的外来“进奉”骆驼，使人们对其有了初步的印象。

三　文物标识

现代人们浪漫的想象：西汉时与西域各国的经济交流，主要依靠骆驼商队。往来西域的商人，成群结队骑着骆驼，根据沿路骆驼遗粪认识路线，越过四面茫茫的流沙。当时人们主要牵着大夏双峰驼，在发达畅通的丝绸之路上，进行着商品贸易的交流，这恐怕是一种丰富的幻想和没有证据的演绎。

令人疑惑的是，史书记载汉代人追寻西域“天马”（汗血宝马），但从未追寻所谓的“沙漠之舟”骆驼。陆贾《新语·道基》里提到：“夫驴、骡、骆駞、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把骆驼列入各种外来的物品之中，证明当时人还是把骆驼作为传入中国的外来动物。桓宽《盐铁论·崇礼》云：“骡驴馲驼，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更清楚地说明汉代中国人对骆驼所见还很少亦很新鲜。

我们观察了很久汉代考古出土的马匹造型陶俑、石刻及其他文物种类，收集了很多的马匹文物图片，发现在画像石或画像砖中，有大量的骏马造型，但是只有零星的骆驼出现，而且骆驼造型的艺术品很少。这当然不能说汉人只喜爱奔跑快捷的良马，不喜欢稳步慢悠的骆驼，而是证明汉代人对骆驼的生疏和不了解，间接也映射出汉代人对天马良骥的追求，实际与“人地关系”紧密相连。

人地关系是人类通过自然地理、万物土生认识世界的重大命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物也依赖一方水土。正是西域中亚的独特地理环境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天马，也产生了有别于两河流域单峰驼的中亚双峰驼，高山牧地与辽阔草场使得他们饲养牲畜得天独厚，《汉书·乌孙传》称“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贵人富者有马“至四五千匹”。只是张骞通西域后带来了引进优良品种的高潮，从而在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献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汉代中西交通的开拓，输入河西地区的骆驼也越来越多，但内地还比较少见，故《史记·匈奴列传》称其为“奇畜”，骆驼异于中原牲畜的形象和在荒漠驮运优势以及游牧经济生活作用，使其受到汉地人们的重视，以骆驼为题材的造型艺术也开始慢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