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

作为一位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已经看到12世纪两场欧洲的复兴，他称之为“前文艺复兴”和“前人文主义”。前者，即古典艺术的复兴，是一个地中海地区的现象，起源于法国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古典因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当时贸易和城市化又重新开始发展。伊斯兰世界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如我们所看到的，伊斯兰促进了欧洲医学——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产生。东方的影响对于艺术的重生也是十分重要的。诗歌艺术繁荣起来，小说得以回归，次等艺术也被更新。很有可能是在诺曼西西里，随着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艺术家的到来，“雕塑家的古代艺术重新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新生”。之后在欧洲更北部的地区也是如此，出现了主张人文教育的声音，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从文人的角度培育古典传统。这一人文主义运动涉及回顾“异教”作家和某些宗教控制的放松，与艺术的重生相比，这些现象发生在更北部的地区。但这一运动同样遭到了诋毁。“在巴黎”，当时的一位作者写道，“他们表现出了对人文艺术的关心；在奥尔良，是对文学；在博洛尼亚，是对法学书籍；在萨勒诺，是对药盒子；而在托莱多，则是对魔鬼。但没有哪个地方关心道德。”所有这些例子都来自基督教欧洲。但这些现象并不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后来占据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城市的土耳其人也是，他们在巴布尔（1483—1530）的统治下经历了被称为帖木儿文艺复兴的时代。作为重要的回忆录《巴布尔传》的作者，巴布尔最终领导了莫卧尔王朝对印度的征服，同时他也是艺术和科学的慷慨赞助者，经常被描述为一位文艺复兴的国王。

欧洲的局势导致诸多复兴的兴起，但是，像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所看到的，类似阶段也发生在亚洲。它们并不总是涉及像我们在意大利版本的文艺复兴中所见到的突然的繁荣，但无论如何，在那些形式繁多的繁荣当中也都表现出了朝向“现代化”的进步。历史学家曾长期认为在欧洲曾有过一些早期阶段，当时有人试图拯救古典作品的手稿。这一努力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对前基督教的神祇和前基督教时代的兴趣。这就是说，它促进了适量的世俗思考，也表明基督教信仰之替代的存在。欧洲文艺复兴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在于后罗马时代欧洲崩溃的程度，和亚伯拉罕宗教的主导地位。由其导致的世俗知识中的裂痕，使得欧洲对许多世纪以前之时代的回顾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明显，特别是在科学和艺术所需要的一定程度的世俗化得到鼓励的情况下。然而，这一特征不应当使得我们忽略别处出现的类似文艺复兴的特征——我们一般不会将复生早先文化这种观念联系到别的时期地点。有一段时期，繁荣是同临近的穆斯林地区一同发生的，而穆斯林为欧洲的历次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也已经看到，类似的过程也可以在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文字文化中找到，它们在经济上与欧洲大概处于同一水平。

在西方使用“文艺复兴”或“复兴”这些术语涉及这样一种欧洲历史的观念：欧洲历史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或多或少保持了连续的过程，在之前曾遭遇一段低谷期，一种历史的低潮，在此期间这一文化失去了自己自然的发展进程，但它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之后恢复了过来，再一次回到预期的轨道当中，同时获得额外的智慧和新的活力。这种观点带来的后果——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即这种解读怎样强有力地嵌入了对资本主义化的“文艺复兴”的使用中——是非常严重的。首先，一个后果是它确保了欧洲人对于古典成就的垄断。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当欧洲还有复兴古代知识的需要时（在中世纪，这些知识大部分已经消失或潜藏），它们某种程度上还在欧洲大陆以外的阿拉伯翻译中存在着。但欧洲宣称它拥有希腊和罗马古典的遗产，从这种角度来说，欧洲是在中世纪时为妥善保存的目的把这些遗产借给了其他文明。这种信念有时得到了彻底的支持，有时则为我们使用的术语所暗示。但就希腊古典而言，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它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古典遗产在我们所知的北欧几乎不存在——它基本上存在于地中海世界，一直扩展到近东和波斯。但此外，为了成为希腊古典之胜利的后裔和复兴古典的候选人，欧洲历史学创造了一个古代世界，作为自己主导的和独一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