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多瓦

在印度教的印度，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被不同的作者以文艺复兴来命名的文化活动高涨的时期。这种情况发生在孔雀王朝（前360—前185）和笈多王朝（320—540）时期，并且它们展现了并非源于回顾历史的文化繁荣。依据萨帕的说法，在朱罗王朝和莫卧尔王朝时期也是如此。当知识获取的过程更多的是保存既有的（神圣）著作，而不是新的原创信息的创造时，对吠陀文献的回顾就经常发生。这也是掌握在教会之中的亚伯拉罕宗教下许多学校的问题，因为它们设立的目的在于教人们阅读或理解圣经，学会旧的而不是新的知识。傅瑞和奥佐夫注意到18世纪法国乡村教育基本上是指向既有的宗教知识的重复。今天以色列的犹太宗教学校也是这样；因此，促进“现代化”的因素不只是学校的数量，同样也应包括这些学校所传授或积累的知识的本质和性质。在中世纪的欧洲，当代的伊斯兰和现今的犹太宗教学校，后者的比例并不高；在日程表上的不是创新，而是保守。

如果审视欧亚大陆上的其他主要社会，就像我们之前试图去做的那样，某种程度上会发现这些社会都回顾早先的著作，在中国是对儒家的作品，在印度是对吠陀作品，而在伊斯兰，回顾的不是希腊，就是《古兰经》中穆罕默德自己的言语。这种参考的对象是成书的经卷，通常是宗教性的，但在其中某些间断的时间，回顾的对象是更加世俗的知识。这种回顾的背景一般是经济的腾飞，总体上城镇居民和商人从中受益，但从长远来看，乡村参与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些活动可以导致不同形式的文化的繁荣，西方学者也经常用文艺复兴这个名字称呼这种繁荣。

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有时这种回顾是指向神圣（或半神圣）文献，比如在伊斯兰教的例子中。这个过程并无新文化活动的迸发，相反导致了停滞。这发生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从较早时期开始主导印度文化并建立了一系列著名大学的佛教也基本上是这样。这些大学基本上是在教授佛经。在另一个相当不同的层面上，重生这个观念是佛教所固有的，但它与在轮回转世意义上的个人更新观念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表明了思想与图画之恢复的“复兴”联系在一起。一个个体在以完美的人的形象出现之前，会连续地经历不同的肉身，上述观念即与此相关。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化而非个人的重生。在佛教中，存在一些对非宗教文献的阅读，并且数学和天文学虽然没有在大学，但在宫廷中发展起来，数学是为税收的实用目的，而后者则是为编制历法。在医学方面，概念化的水平和治疗的能力都得到了发展，因为医学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宗教。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印度历史中存在一些阶段，其中像孔雀和笈多王朝等，以开明君主的宫廷为中心，这为科学和文化成就开辟了道路。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统治下的巴格达也是如此，当时的成就是基于古典知识的复兴。在印度的例子中，并没有类似的回溯参考（尽管希腊人再次部分地参与了犍陀罗的活动），但的确存在一场突破式的进步。然而，随着后来印度人对穆斯林和英国政权的反对，确实出现了对早先印度社会的回顾和对他们独立统治传统的兴趣。在更晚近的时代，独立国家建立之后紧接着出现了知识、艺术，现在又有了经济活动的新生。这包括对吠陀文献的回顾，它并没有发挥多大实践性的指导作用，对印度人来说所起的主要是象征性的影响。

在中国对儒家著作的回顾则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唐代（618—907）末期和宋代（960—1279）。儒家，或新儒家，为政权运转的行为提供了指导性文献，也提供了非超自然的、与佛教相对立的世界观。在唐代早期，佛教曾对知识生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从未像欧洲的基督教会和近东的伊斯兰教那样阻碍世俗知识发展。宋代被人称为是文艺复兴的时期，而且它的确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它不只为政治目的而回顾儒家时代——这些著作是科举考试系统的重要部分，同时艺术、科学与技术也在繁荣发展。后来回溯儒家延续着，但并没有以相同的方式再次出现一场宏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