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笔墨原理

每一种文明都因其特点不同而具有特殊性,所有文明又都是人类的共同创造,又具有相应的共同性。中国当下最缺的是文明的自信,而中国人之所以缺乏自信大概因为工业生产和经济方式的“滞后性”,更因为在受西方式的“民主与自由”政治模式的蛊惑而生出的自卑。这一自卑大都来自于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本质内容和人类生存的至高理想的无知,无知产生偏见,偏见加重自卑。

其实,如果中华民族从未得到“民主和自由”,而又完整不间断地发展了五千年而没有泯灭,那么中国人一定有比民主与自由更为妥帖的方式来演进自己的文明;这就是一种遵循普遍生命的自在特征和生存的普遍欲望,并树立以“仁”为核心的生存理想而建立起的人伦秩序。在认识论范围内,它表现在对建立社会共识和经验基础的上“常理”的追求。它体现在中国人的人文创造中。

早期中国人的生存、生产方式、民族关系、自然环境的因素,农耕的生产、生存方式、对自然四季的变化(节气)的掌握,耕作的水利灌溉,都使中国古人对天文地理的变化规律倍加关注,因此,对支配性自然的观察,使得中国人最早就从自然的秩序中领悟到生产秩序的重要,因此将天的这种秩序神化为一种“绝对的命运”成为中国人人生的依靠——对山水的描绘,实际上就反映出这个民族对天的神性秩序的崇拜。

最早的家庭和部落形式的存在,决定了生产,生活单位的基本形态。它集成为一种生产力(食物生产和生殖生产)和有效的救助及保障体系,如对待自然灾害,战争与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的庇护,为使其生产和社会救助系统的有效性的最大化,建立起以“血缘”为枢纽的人伦秩序,以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编织和组织其社会形态、生产和生活方式,由此进一步形成我们的感情秩序和社会秩序,并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拓展到国家政治形态就变成了“五服”制的封建体系和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前提的人伦秩序和政治伦理。它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最本质的人文基础和道德理念。直到如今它依然主宰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国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