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所有人文符号都必须以具备这一“复合多样性和形而上、下的同理不同形(体)的有序开放性”为其基本要素。这一点于当前重新诠释中华文明中的核心人伦理念具有特别的意义,如对于“仁”的诠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方,泛爱众而亲仁”。反映出中国人的情感秩序与人伦普遍理想之关系。而且对人的理想实现还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个人的践行中;它即可以实现本人的恻隐之心,也可以体现怜爱之感,即可以推及为人群中互助友爱,也可以推及为社团家族间的友好情谊并始终体现为对和谐的追求和对和平的热爱,它充分地体现了由近及远,由低向上,由里到外的情感体验。它是由里及外,由近及远,将仁的理想溶化在人生普遍情感之中,并因此而推及天下,使得中国人的现实人生充满了无处不在的价值感。(好人)同时这一思维和秩序性观念还导致了将个人的独立修为推及彰显为天下的普遍意义。在这一前提下就能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质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维特点在当下的生产和经济方式转换中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一“原理——形态”的结构具有多重开放,“目击道存”的能力,潜藏有巨大的“自由意志”与“创造发明”的能量。中国目前的科技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的“落后”只是暂时性的,本质上讲社会的革命或转型不过是生产形态的更多转换,这一转换同样需要完整的秩序及道德的保障。形态上的转化并不能改变中国人的道与体,道与器的思维原理及其结构属性。就如同西方人的二元对立与统一的思维原理与“实在”相关联的结构不可能有所变化一样。中华民族在十八世纪前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创造性在今后的世纪里同样会具有巨大的创造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