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原理性思维”是中国人的主要人文特征,若是消解了这一特征等于消灭了“中国人”,这实际是一个自欺其人的悖论,若是消解了笔墨所具备的人文特征便也等于消解了中国画,这更是一个自欺其人的悖论,真正的中国画家的内心煎熬与纠结不安正在于此。

在中国历史的记志中,“河出图,洛出书”“仓颉造字”“周文王演八卦”“女娲补天”等都不同程度地透出,作为文明之母和“点划”方式被创造出来所具有的重要“神性”,以及显示出“文明之母”的“密码”性特征。

琢、磨这两个字既是原始社会在石器时代,独立于动物界的两个制造工具的基本动作,又成为文明记志符号的母体形式,点和划的原理性推演还是直到今天人们不变的思维习惯。

从点、划的产生起就有了中国文、图的记志方式,它形成了认识和体悟的主要手段。因为文图是符号,是人为而有意识的创造,而不是无意识,无主意的图邪,更不是对视觉实在性的摹仿。因此我们知道(1)早期陶器中有些器皿上只有点(琢),而在另一些陶器上只有朱红色的唇边它就是划(磨),最初它只是标识人们之间的差别(所属、所用);(2)在陶器时代的器皿中只有10%左右的粘彩型制上绘有复杂的图画,这就是最早的文图符号,它被用于一切重要场合仪式中。(这里可以阅读大量文博系统的考古报告和研究)。(3)从器皿表面的纹饰变化可以观察由简入繁,由单纯到繁复,再由繁复趋向单纯的演化过程,与文字的初创——成熟——稳定的变化过程,其原理一致。既文字的单意、单形、向文字的多意复形再到形、意、声的多重含一特征相吻合(这里可阅读大量文字学方面的典籍)。因此,点划世界其实存在着同一原理的不同形态变化和运用的规律。作为后来的书画艺术,它的笔划所涵盖的人文特点,显示出作为符号记志和艺术表达的双重演化的特点。从书体的演化历史中可以观察,由点及划,并从甲骨文演化到篆书,以及由篆书的一划演化成隶书的四划(点、横、撇、捺);再由隶书演化到楷书的“八分”。因此书体楷书的全面确立和完善就走完了作为符号的成熟化的道路。同时也逐步完善了作为情性表达贯穿一致的艺术内涵。由此个人的情性风格,人格的完整性,一致性,情感的秩序性,复杂性才得到全面的表达和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