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国画家寻求的境界是天理,物理,伦理,情理的同一性。它就是骨法用笔与气韵生动的依据。比如用一组笔墨表现一棵树的造型,它要含盖这棵树的四季呈象,这叫天理,这棵树的生长环境,种类,老少以应对相应的笔墨老、嫩、干、湿的运用,这叫物理,而树的枝叶分布,给了笔墨组合秩序的契机,综合枝杆穿插依循主仆,疏密、轻重、缓急、藏显、干湿、浓淡、虚实等节奏变化以应对人伦秩序的同理,并与意境情韵相契合,呈现出此时此刻的情感和性状,生命的质地,等等这一多重因素的复合含一要在画家的一气呵成的表达中呈现,又譬如在画荷干点刺的过程中,点写的是荷干生长之理又是笔墨的点划秩序,既是用笔的点划的轻重缓急又是情性起伏的韵律变化等等。绘画中的符号应用——重合多向与复合含一往返循环的心理思维的特质正是中国画表现的枢纽所在。对理的寻求与应用以“常”为准,所谓“常”就是普遍规律与主要特征,而不是力求不同寻常,一物一形如若坠入“非常情理”的表达时就会落入个别,它引导画家坠入表“物”实在个性的描绘上,从而失去对人文主旨意境普遍性的表达。齐白石有名言“似与不似”正揭示出其中的奥妙。

因而,在中国画的笔墨运用之中,笔墨所蕴涵的“意味”正在于它必须具有“重合而多向”“复合而含一”的性质,同时还必须运用“原理性思维”推及造型,才会达到化及万象,因愿塑形,运化情韵,散怀入理的能力。

其“原理性思维”在艺术表达中具有重要且特殊的地位。道与体,道与器的原理同构性,与形而上,形而下,有与无,虚与实的相互关联,依存性铸就了中国人思维中具有的“符号与应用”的重要特性。这种思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符号的演化与更新所必具的条件,就是基于“原理性思维”的特征和具有“重合多向”与“复合含一”的本质才能成立。因此当今所谓的“创新”不过是随心所欲的出奇,以及在投机浮躁的心理支配下的盲动,或者拆解中国画符号内涵以对应西方艺术的某些表现手段的“虚拟”图式,或是由卑劣心态而作出的哗众取宠的举动而已。由此得出,中国画的笔墨如若失缺这样一个“人文特质”和“国画规律”的限定,它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画家具体运用笔墨时的内驱动力,第一,必须具有内化天理,感悟秩序的能力。第二,必须具有综合物象“常态”的经验,以及创造形象的清晰意图。第三,必须能体悟人伦感情的品质并对人生普遍意义的追求。第四,必须具备内核为仁的本质情感及个体情性特征。第五,必须具有“物我,心手两忘”建立于“经验体认”基础上的技艺能力,这些因素的合一,必经过长期的生命铸就。否则“大师”的名号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