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长期的书写过程中,必然地培养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陶铸中国人的人文情性。它表现为对各种笔划关系的把握,既“变化与平衡”的能力培养。使人们在处理笔划关系时,体悟人生应该面对和掌握的各种关系,既人与自然,人与人等。因此书法不单纯是艺术表达的手段,更是自我个性的人文塑造过程,也是生存能力,人伦道德,人生理想的培养和抒发。在点划的运用之中必须也必然要掌握:方圆、曲直、疏密、奇正、虚实、刚柔、收放、粗细、浓淡、顺序、缓急、轻重、主次等复杂而多向的造型原理及其规律,它在一幅字中必然因循每个不同的字,并以数秒钟一个字的速度进行灵活而快速的运用和处理这些原则,并应对着因谋篇布局而需的书势,气、韵、境的不同要求。长期的训练,养成敏捷的思维习惯,它培养的不但是对造型原理的体悟,更是对其认识方法,生存能力,人生理想和完善品格的铸就。中国绘画的能力应该也必须通过书法训练的过程而得以造就,即使在其独立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也不间断的以书法的这种本质为旨归,因此在这一境况下才可能使得书画同源,所具有了形而上或道的依据,因此作为中国画的本质是通过对书法内涵的体会以及对书法内质所给予的造型原理的掌握,演化为绘画中各种与观念相接,与情性相通,与感觉同一的造型规律,并与人的“性、情、意、趣”相统一的表达方式,从而完成对“仁”的普遍理想的追求。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和绘画是中国艺术的道和体,或同道不同体的关系。文革时期为了消灭“封建的代表”——中国画,而引进素描的方式作为中国画的训练手段,是非常准确的选择,因为它做到了釜底抽薪。中国画原有的价值品评系统遭到了改造,在一种不中不洋的怪胎中孕育出了价值错位的品评标准。为什么在后来一些对中国画有所倦怠的国画家们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中都企图寻求一条自欺其人的,两者兼顾的投机之路,但其实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获得所谓“东西合壁”非驴非马的骡子,而不是能力杰出的纯种良马。在这一艰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画画家在传统与现代,抑或中国与西方间彷徨不前,碾压成泥,精神的痛苦和行为的卑劣令人叹息。

由此可得出结论,点划其实就是笔墨的别称,笔墨同时也是用笔的不同观察角度,既由“意志”“意图”“意境”的角度看,笔是骨,而从“气韵”“情态”的角度看它是“气韵生动”的韵,或墨,而从法式的角度看,它只是艺术表达中“由无到有”,不间断的写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