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玉狗

另一方面，工匠组织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明代苏州玉匠均为匠户，一日为匠，世代为匠。清入关以来为争取民心取缔匠户制度，之后“苏州的琢玉均为个体小手工业，主要以个体手工作坊为主，这种作坊都是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商品生产者，自产自销”（参见钱静著《苏州玉器工艺的传承研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苏州琢玉工匠人数越来越多。“溯自前清时代，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

工匠组织也由传统的家庭、师徒发展到行业工会，行会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行业规则、整合行业内资源、避免恶意竞争、保护本行业经济利益并办理同业善举，在清代手工业行会中还需要同行之间均摊官府差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州创立玉业公所。

“太平天国后，同业又通过捐资组织建立了同业公会称为珠晶玉业公会，地点在周王庙。”（参见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编印的《苏州工艺美术》）光绪时此公会又改称为宝珠公所，周王庙玉业公所对各工坊业主、工匠的凝聚力很大。据《宝珠公所设立万年台木位，黄祝山英洋捐入公所碑》可知，一位黄姓坊主因无家人继承财产，便将身边所有财物变卖成洋钱用以玉业公所购买房产。在玉业公所的领导下，苏州琢玉行业在清乾嘉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

专诸巷益出妙手

明清以来，中国有三大玉雕产地：苏州、扬州、北京。北京承袭元代宫廷琢玉基础，形成雍容大气的玉雕风格。在明代，著名琢玉大师陆子刚据传被征入宫为皇家琢玉（参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留下一批精美的玉器。可以说，此时苏州的顶级玉雕工艺就已经出现在北京皇室，并且受到皇家的青睐，但其工艺是否传到北京玉雕界，尚缺乏佐证资料。清代初期，苏州专诸巷已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已出现“光玉行”“打眼行”等明确的专业作坊，沙沙的琢玉之声昼夜不停，乾隆帝曾写诗称赞说：“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碾琢的玉器，器身柔和莹润犹如小儿肌肤，造型优美别致，轮廓清晰，胎厚薄均匀，玲珑剔透工艺奇巧，清代宫中的传世精品多出于此。

清宫皇室对玉器等特种工艺十分重视，自然对苏州玉雕青睐有加，苏州玉工开始进入内廷并主导玉器的设计与制作。清雍正初年，宫廷在造办处设玉作，下令征调苏州玉匠到宫中供职，并令苏州织造官员把好的玉料送往北京。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建如意馆，苏州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还担负为造办处加工玉器的任务。

苏州玉匠姚宗仁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当时任江西督陶官的年羹尧选派进京，是雍正时期以及乾隆前期内府玉雕的关键代表人物，很多重要的玉器由他设计、画样。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太监张明交青玉一块，由姚宗仁画样。十六日，姚宗仁画得凫罇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乾隆初期和田产玉基地尚未获得，玉料较少，内府造办处的玉雕作坊规模有限，画出重要玉器的图样后，还得交给苏州织造，让其在苏州找工匠制作。

“三月初一日，如意馆持出青玉一块，弘历谕交织造图拉办做。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织造图拉送到青玉凫罇一件呈进讫。”（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这件凫罇从设计到完成用了整整六年零九个月，耗时极长，这里面有来回运输的时间、有制作的时间，还有可能存在每制作完一个步骤就要进宫展览的时间。由于这种模式的效率低下，有时清廷干脆向苏州织造直派做玉活计，这样连玉带工都由当地包办。如“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将‘考古图’二本交与安宁、图拉，按图上选定的玉辟邪、玉马、玉仙人等共六件，要他们寻好玉工勉力照图上记载的尺寸，各仿旧做一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由档案可以看出，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已有了自己的玉作为皇家琢碾玉器，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道光年间，由于国力衰微，玉器制作大为减少，但代表皇家道统的玉宝、玉册还是由苏州玉器作坊承做。而到了光绪时期，“皇帝的御用宝三十五方，也是交苏州织造刻做的。”（参见杨伯达著《清代宫廷玉器》）正是因为有清一代，苏州成为皇家玉雕制作的中心，苏州玉雕的发展更加迅速，商号众多，成为全国最大的玉雕制作、销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