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四

“S”形龙纹玉佩，1件，青玉质。残长14.1厘米，高8.5厘米，厚0.5厘米。1987年长沙市五里牌八一路小学1号墓出土。体形较大。顶端中部有一圆形镂孔，当为穿系孔。龙首及颈部上扬，贴于龙身。龙尾残缺，但残缺部分仍能表现其粗大上扬，一足屈伏在地，一足向上内卷。龙耳轮廊阴线刻划，边缘琢弦纹，龙身饰浮雕谷纹。（图四）

上述四件战国玉佩，均出自楚墓中，从器型到纹饰都具有典型的战国风格，尤其是楚国风格，属于战国玉器中的典型器，为我们揭示战国玉器的特征提供了参考。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在思想艺术上亦有“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些对玉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除了玉器品种有所增加外，玉器的纹饰也是种类繁多，主要流行的有云纹、蒲纹、谷纹、涡纹、龙凤纹、螭虎纹以及组合纹等。战国时期，玉璧上首次出现组合纹饰，这种纹饰多数为双身兽面纹和谷纹组合，两组纹饰之间用绳索纹作纹间隔。谷纹则是战国后期比较盛行的一种纹饰，战国初期谷纹承袭春秋风格，但形体略小，乳突有扎手感觉，底部有突出“芽弯”，排列密集均匀。战国中期谷纹乳突矮扁，手感圆滑，排列略显疏稀。战国后期谷纹多阴线刻，线纹飘逸，线形流利，手感平润。谷纹常与涡纹、卧蚕纹异名同称。

战国玉器不仅在造型、纹饰上体现了整体艺术美，而且技术更加精细，并多以镂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同时在雕琢技法上也有新的特色和突破，这其中就包括“青丝”线雕技术和镂雕技术等。上述四件战国玉佩就是两种雕琢技法的最佳表现体，其中璜形龙凤纹玉佩采用的就是镂雕技术，此技术在战国时期得到普遍使用，镂雕处布局繁密，图形多样，边缘犀利规整，做工精细。另外三件玉佩采用的则是“青丝”线雕技术，这是一种战国中晚期出现的细如青丝的线条，变幻多端的谷纹是其主要的表现方式，遒劲流漓，纵横交错，游刃有余，纹丝不乱，成为战国时期最为精采的线纹装饰。

战国时期的玉器发展有其较为一致的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之间还是有着细微的差距，尤以中原各国与楚国之间最甚，这主要源于两者之间思想意识的差别。战国时期的中原各国将龙的崇拜提高到政治高度，而处于“蛮夷之地”的楚国则反其道而行，将崇凤意识加以强化，这是其政治扩张的需要。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必然导致玉器上龙凤形象、地位及数量的变化。文中所列举的四件玉佩中，龙的形象多为回首顾盼状，而凤则有种强势的感觉，作振翅高飞状，这便是楚人崇凤思想常用的表现手段。

战国时期，楚地玉器造型变得舒展，并且动感十足，这主要体现在晚期呈龙凤造型的玉器上，龙、凤的形象一般是张口挺胸，大幅度的扭曲，看起来生动活泼。战国时期动物造型的雕琢突破了商周时期的庄严、规矩的手法，集中表现了动物的神韵和动态，使动物栩栩如生，使玉器更富有灵性。纹饰方面，楚地玉器纹饰繁缛，一般会在空隙地方加刻掏索纹或简化的一字形掏索纹，另外也有加填阴刻网格纹。楚地龙纹一般呈奇数或是杂乱分布，不对称并缺乏一致性。战国楚人浪漫主义气息浓重，不墨守陈规，他们不甘于一些传统纹饰的束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一些特殊纹样，如三联谷纹、S形纹等，这在其他地区比较少见，也是楚式玉器的重要特点。

楚人对玉的认知是有有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春秋中后期，楚国已经有专门治理和掌管玉的官员——玉尹。1987年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了大批竹简，竹简记载楚国设有玉府，专门管理和制造玉。除此之外，《韩非子》中也有相应记载。楚人对玉的认知程度不断提升，进而玉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这在楚墓考古发现中便可印证。玉器在楚人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到王公贵族祭祀的礼器用玉、小到平民的日常用玉，玉器成为不可缺的一种物品。楚人的生活也因玉器的存在而变得丰富多彩，精神生活得到满足，而楚人的创新精神、开拓进取精神也在玉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展现。

战国时期佩玉之风盛行。无论从艺术上还是技术的角度去看它们，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一时期的佩玉，在材质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使用和田玉，因为其玉质温润光泽，并多半以青白色为主;雕琢技法上，多将过去单纯的阴线刻与隐起、平凸和镂空等啄法穿插运用，表现出灵活多样的技法特点，所刻线条挺拔流畅;装饰纹样上，主要以龙凤纹为主，并且多是以组合形式出现，文中所介绍的几件玉佩便是最好的例子。

总之，战国玉器尤其是佩玉在我国玉器史上享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无论在思想观念、设计构思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技术等方面都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是一个刚刚摆脱了种种制约并走向自觉的时代，它为后世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