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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祝允明《一江赋》卷谈别号书(组图)

2018-06-15 10:58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风入松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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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具体描绘水的画作数量不少。但是以水为主题的书法作品似乎较少见,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明代祝允明书《一江赋》卷就是这样一卷难得一见的重要作品,让人觉得通过文字传达,从意象中升华的水景,同样可以琉璃千顷,变化万状,相较于具象的眼中水景亦不遑多让。本文拟就《一江赋》卷属于别号书的问题做初步梳理,聊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谈到以水为题材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熟悉者无不会想到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马远的《十二水图》卷。此图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水的各种情态,或海门浩浩,巨浪翻涛,或烟波茫茫,浅濑濑平流,洵为现存作品中登峰造极之作。除此之外,历代具体描绘水的画作数量不少。但是以水为主题的书法作品似乎较少见,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祝允明书《一江赋》卷就是这样一卷难得一见的重要作品,让人觉得通过文字传达,从意象中升华的水景,同样可以琉璃千顷,变化万状,相较于具象的眼中水景亦不遑多让。

此卷纸本,书芯纵20.4厘米,横137.2厘米。该作品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鉴定,收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上海博物馆将之列入书法厅常设展轮换展览。从书风及其他细节审视,当属真笔无疑。

此件作品在许多论着中较少提及,其蕴含的书法、文学等方面的价值未能彰显,本文拟就《一江赋》卷属于别号书的问题做初步梳理,聊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明 祝允明 《一江赋》 卷 纸本 20.4X137.2cm上海博物馆明 祝允明 《一江赋》 卷 纸本 20.4X137.2cm上海博物馆

一、别号源流及别号文之简述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人的名和字互为表里,必有关联,多由父母所取。号的出现在名字之后,章学诚于《文史通义-繁称》中记载:

“号之原起,不始于宋也。春秋、战国,盖已兆其端也。”

该书中提到的号为陶朱、鸱夷子皮者乃是越国大夫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不知所踪。《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

“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而相传为苏秦和张仪老师的鬼谷子,亦非真名,而是根据其居住地而得号。类似这样“其所服所居而之号也”的人在先秦有还有不少。“自从汉赋创造出了亡是公、子虚先生、乌有先生等人物名号,给文人起别号以很大的启发。”3

汉代之后,晋宋渐有别号出现,和名字不一样,这完全是自主决定的,也称自号,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潜自号五柳先生。唐代文人有别号的逐渐多起来,如杜甫号杜陵野老,卢仝号玉川子,韩偓号玉山樵人,张志和号烟波钓徒等。五代画家荆浩的自号洪谷子,当是美术专业人员非常熟悉的。到了宋代,文人起别号已蔚然成风,几乎人皆有号。时至明清,此风更盛,不仅文人有别号、雅号,连山野村夫、盗贼妇人都以有别号为时髦。别号枝指生的祝允明就曾撰文讥讽过这种现象。清人别号也很普遍,一般一人两三个别号,像傅山多达五十多个,亦属不足为奇。

别号是文人雅士自我表现的产物。可以把个人的居处、境况、情趣、身份、职业、形貌、志向等种种情况充分表达出来。甚至为此还要裁纸叙心,阐发成别号文章。著名的有陶潜的《五柳先生传》,抒发了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着文自娱,忘怀得失,对上古淳朴社会的向往,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自号“东皋子”的王绩写有《五斗先生传》,表明“万物不能萦心”的旷怀高致。宋人欧阳修则有《六一居士传》,阐释了自己摆脱忧烦,醉心琴书棋酒的逸致。东坡先生苏轼曾为其好友陈慥写过一篇《方山子传》,这位陈先生因头戴“方屋而高”犹如古方山冠的帽子而得其号。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夜帖》信札,就是苏轼与陈慥友情的明证。

明代别号风尚更盛,别号文数量水涨船高。特别在吴门地区,还出现了以别号为主题的别号图。明以后这类文字渐趋式微了。

二、“别号书”概念之提出和特征

“别号书”一词,以前似未见有同仁提出。若廓其源流,析其端本,当从前述别号文章而来。简而言之,前人别号文章若能留存手稿或正式的书法作品,即可视之为别号书。

此类书作明以前传世较少,数量以明代为最,缘于有明一代别号风行,这个现象在祝允明撰《前闻记》4中有一篇《近时人之别号》短文,因文字不长,兹引述于下:

道号别称,古人间有之,非所重也。予尝谓为人如苏文忠,则儿童莫不知东坡;为人如朱考亭,则蒙稚莫不识晦庵。嵬琐之人,何必妄自摽榜。近世士大夫名实称者固多矣,其它盖惟农夫不然?自余闾市村曲细夫未尝无别号者,而其所称非庸浅则狂怪。又重可笑,兰桂泉石之类,此据彼占,所谓一座百犯。又兄山则弟必水,伯松则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则子孙引此物于不已,噫,愚矣哉!至于近者,则妇人亦有之。又传江西一令尝讯盗,盗忽对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谓,问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号耳。”则知今日贼亦有别号矣,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

祝氏性格豪放,此文也直抒胸臆,对当时人别号泛滥,妄自标榜,非常鄙视。那些动辄山水泉石、梅兰竹菊之属,他也觉得庸俗浅陋、狂怪可笑。直至盗贼妇人,均有别号,亦可窥见此好尚之烈。文章虽然不足二百字,但却能发微阐妙,因浅见深,读之令人忍俊不禁。从中可见其写作手法之精妙。刘熙载《艺槪-文槪》云: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

若以刘氏此论观祝允明此文,正好可呼应,相得益彰。

另外,明代末期的张丑在《清河书画舫-戌集》中曾指出:

“古今画题,递相创始,至我明而大备,两汉不可见矣。晋尙故实,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故实之类。唐饰新题,如李思训《仙山楼阁》之类。宋图经籍,如李公麟《九歌》、马和之《毛诗》之类。元写轩亭,如赵孟頫《鸥波亭》、王蒙《琴鹤轩》之类。明则别号,如唐寅《守耕图》,文壁《菊圃》、《甁山》,仇英《东林》、《玉峰》之类。”

张丑从绘画主题的维度出发,虽未能全面地归纳总结每个朝代的画题风貌,但明代以别号为画题的独特现象,张氏是洞若观火,首次提出了“别号图”的概念。别号人请名家绘图进一步诠释别号,以增情趣,也可与祝允明《近时人别号》之文互证,可见别号表现之演进。

近世关于别号图研究,以刘九庵《吴门画家之别号图及鉴别举例》7最为全面,揭示了在明代吴门画家的绘画表现中,以他人别号为题的这一突出的艺术现象,其现象的持续时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吴门画家,而止于吴门画派的衰落之时,基本与吴门绘画的兴起、发展、衰落共始终。在此前后,这一现象则较为罕见。”

论及产生原因,源于明代中叶城市经济繁荣,吴门为人文荟萃之地,自然出现与以往文人不同的生活环境。文人身居闹市享受繁华的同时,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和情操又使他们向往归隐生活。“惟身不得脱闹市而又求隐居,也只能出现在明代。”别号的寓意,虽不尽相同,但多少都有体现文人们“然其隐又欲扬名于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者身居庙堂,向往林泉的矛盾心态。

刘九庵认为,综观明代以别号为题的绘画作品,大致有两点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是“扣题”,表现别号之义,各有千秋地体现出画家的匠心独运。其二是这些别号图一般是画家应邀而作。同时刘氏列举和部分介绍了共计三十件吴门画家的别号图作品。

相对于别号图并综合观之,别号书当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其一是内容围绕别号,阐发别号之义,体裁有记、赋、说、歌、辞、铭、敘、辩等不一而足。有的作品虽合裱于别号图画作之后,但内容绝非绘画的题跋考证,具有与画作并列的地位,可以独立流传。

其二是一般由文章作者书写成书法作品。

责任编辑: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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