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谛听》 张仃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与此同时，为完善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1958年9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艺术设计类综合学术杂志——《装饰》。

“我为《装饰》杂志创刊号设计了封面，是一条龙船上面有四面旗帜，分别代表的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我主张搞工艺美术是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服务，要美化生活，要使生活艺术化和精细化。”张仃说。

工艺美术要为人民服务，衣食住行则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背后所延续的则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在张仃心中，工艺美术不仅表现为“形而下”的器的形态，更是“形而上”的道的载体。

“文革”前，中国的一些艺术院校，特别是美术院校，对西方现代艺术教育涉猎较少，甚至排斥如凡·高、马蒂斯、毕加索这样的西方艺术家。而彼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则不然，他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与借鉴已蔚然成风。

固本与纳新，似乎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的秉性使然。他们时而写实、时而夸张、时而变形……总之，在他们的心中，东方与西方、抽象与具象都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借鉴，相互补充。

这一时期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可以说是中国高等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的轴心，而张仃、张光宇、庞薰琹则是这一轴心的学术灵魂。他们高扬“装饰”艺术的大旗，融合中西，把美术教学和学术研究引向了一条包容、多元、开放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发展之路。

直到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都秉承着老院长张仃和他的同事们在那个时期所奠定的教学理念和办学宗旨。

张仃对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他既坚守民族传统文化的本体，又倡导创新变革，积极支持融合西方优秀艺术精华。“城隍庙”与“毕加索”的融合，则是一条贴近现实、颇具可行性的中国特色“装饰”之路。张仃的这种抉择是睿智的，它是技与艺、设计与美术、功能与精神的高度统一。

“毕加索加城隍庙”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体，也是张仃发挥自身“看家本领”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对后来“云南画派”的崛起，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进入耄耋之年的张仃复出担任美术学院绘画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他主张对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深入传统，一方面要深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