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公众参与

从历史上来看，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一直都要大于“艺术性”。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公众参与。这不仅体现在对艺术作品完成后的欣赏，也体现在对作品选择的建议、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讨论等。伦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的“第四基座”公共艺术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项目以广场西北角上的花岗岩基座命名。这个原本打算放置英国国王威廉四世雕像的基座，因为种种原因被空置了150年之久。直到1998年，经过各方公开讨论和博弈，英国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才接手并开始委托艺术家于该基座上创作雕塑。在前三位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受到公众好评之后，“第四基座”项目才于2005年被移交给伦敦市政府管理。

至今，已有12位艺术家为其量身打造了雕塑。英国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雕塑方案《一个和其他》（One & Other，2014）更是邀请了2400名公众志愿者轮流在基座上担当人体雕塑。“第四基座”的建立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反映了公共艺术的前途命运和公共参与密不可分，越是在城市中历史悠久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空间，就越如是。

由于公共参与的重要性，通过公共艺术把公共空间纯粹作为艺术家个人表现的舞台的做法自然会受到质疑。英国印度裔艺术家阿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凭借在美国芝加哥创作的雕塑《云门》（Cloud Gate，2004- 2006）而闻名于世。但因为该雕塑建造历时两年、耗费2300万美元而饱受诟病。虽然资金全部来源于私人赞助，但芝加哥市民依然觉得这些钱本可以用作他途。

2018年1月，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提出要赠送给巴黎一座2015年恐怖袭击纪念碑，并放置在东京宫门前，但在巴黎市民强烈反对后被巴黎市长拒绝。巴黎市民在联合公开信中指出，这个以美国自由女神像为灵感、一只大手握着一把彩色郁金香的方案“令人震惊”，不仅其含义和选址与2015年恐袭毫无关系，其外形更是与东京宫的建筑风格不符。该方案未经筛选，无视民主原则。更何况，杰夫·昆斯已经成为艺术家富豪的代表，在如此显赫的位置为这个艺术家打广告有违东京宫支持新兴艺术家的理念。

即使是在商业艺术环境下，重视公众参与的公共艺术项目也越来越多。自2012年以来，伦敦弗里兹艺博会邀请策展人克莱尔·利雷（Clare Lilley）于博览会举办期间将海德公园变成“弗里兹雕塑公园”，免费供公众参观欣赏。

公共艺术中的公众参与不仅体现在协助精英阶层做出自上而下的决定，也存在于草根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在香港，有一类源：创意时代、西岸艺这样的公共艺术就藏身于油麻地、深水埗等历史社区，以社区活动等形式吸引邻里街坊参与。艺术家梁志刚自2009年起在香港陆续发起了都市天台农场、街坊排档、棚仔、横洲大树菠萝节等活动，意在反思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连结土地、空间和人。2017年在深水埗成立的艺术空间“合舍”也是抱着服务社区的类似想法。

这类基于公众参与的艺术空间和艺术群体在东南亚有很多例子。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 的活动内容从举办摇滚音乐节、主持音乐电台、社区电影放映到承办雅加达双年展、参加国际大型双年展等，不变的宗旨是植根于雅加达，从社区中吸收养分去开展艺术活动。而在印尼，类似“ruangrupa”的艺术团体有几十个之多。另一印尼艺术团体“serrum”的主要活动是基于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无知的校长”理念而开展的“知识市集”，即素昧平生的志愿者在工作坊内互相向对方学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借着国际双年展的机会，“知识市集”还来到台中、深圳等地实践。与“知识市集”合作的深圳艺术小组“跳水台”，也在深圳、广州的城中村、大学城、居民区等地开展以知识交流为目的的工作坊。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青年策展人” 计划发展而来的上海定海桥互助社也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在这类活动中，公共艺术的概念开始与社会参与式艺术、社区艺术等概念重合，生发出更复杂多样的实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