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叶菊（国画） 68×44厘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张振铎

9月5日，由武汉美术馆主办的“卓越翘楚写春秋——纪念张振铎诞辰110周年作品展”在该馆开幕，展出了张振铎家属捐赠和美术馆先前收藏的张振铎作品近30幅，以及张振铎的部分写生手稿、课图稿等文献史料。展览也是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

作为“湖北三老”之一的张振铎（1908-1989），生活于20世纪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却能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敢领时代风气之先。早年浓厚的家学氛围，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艺术之路。除了师承清末民初海派任伯年、赵之谦、吴昌硕诸家的变革之风外，张振铎更是得到经亨颐、吕凤子、潘天寿等先生的言传身教。1932年，他与潘天寿、诸闻韵、张书旂、吴茀之共同成立专门研究国画的“白社”。该社的成立及其相关活动的举办，促使他走上了“转益多师是汝师”之路，也为他后来形成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打下坚实的基础。1947年，张振铎定居武汉，受聘于武昌艺专。从这一年起，他便与湖北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的42年中，他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短暂参与政府文化建设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均主动投入到湖北的美术教育事业中，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学院、湖北艺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教授，培养了众多的湖北美术人才。不论在艺术创作上还是民族文化自信方面，张振铎始终立足民族文化的发展，为近现代中国美术进一步繁荣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振铎的中国画创作，除了体现出传统深厚的吴越文化的影响之外，也反映了他对古典浪漫荆楚文化的吸收。他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写意花鸟画创作领域，其作品取材丰富，创作手法多样。画面笔墨酣畅、洒脱劲健、张弛有度。他重视题材的创新，积极吸收那些前人未画过的、适合拓展花鸟画题材范围的审美客体，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在造型上，中国花鸟画重视形似而不拘泥于形似，注重神韵以及作者情感的表达。对此，张振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强调“画形是手段，画神是目的。通过画形而求神，通过画神而发挥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动作用，达到神形兼备、气韵生动的目的”。张振铎的花鸟画既重用墨，又重设色，根据对象的不同选择多样的表现方法，且下笔肯定、落墨滋润，富有传统文人花鸟画的意趣与风貌。画家冯今松曾说：“张先生的花鸟画构图具有‘团块意识’，他的画，中心多在画幅中间，紧紧地抱在一起，形成一种团块力度，区别于传统构图的折枝穿插。就像捏紧五指的拳头，显得有分量、有一股子劲。”张振铎的作品既继承了宋元花鸟画的传统底蕴，又从岭南画派等处汲取营养。他创作时注重拓宽自己的视野，坚持在广袤的大自然中亲身感受，而后再通过娴熟的笔墨技巧将这些豪情壮志实现于笔端。因此，观看张振铎的作品，人们常常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磅礴之气和锐不可当的力量。

除了精于绘画创作，张振铎还勤于治学。他通过早年在浙江和“白社”以及辗转多地与各派名流相互学习交流后所收获的经验，丰富了自身的艺术创作技艺和教学实践，并把较为成熟的教学理念与绘画技艺带到湖北，经过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和教学体系。重实践和写生，强调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是张振铎教学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写生是艺术修养、人格修养的契机，画家只有通过写生，才能真正与自然、与生活万象通其灵、会其神”。张振铎的教学思想，不仅在他学生的创作中得到验证，也对间接受到其艺术思想熏陶的画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今，这些学生形成了较为庞大的中国画创作群体，传承并推动着中国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从2008年开馆以来，武汉美术馆就一直积极有序地构建本土文化艺术收藏体系，特别是对湖北老一辈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与文献进行了抢救性收藏与学术性梳理。今年恰逢张振铎诞辰110周年，武汉美术馆收藏到其家属张普捐赠的28件张振铎生前各个时期的作品。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表示，纪念、研究与继承张振铎先生留下的丰富艺术遗产，能为推动当下及未来中国画的创新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其艺术理念与风格呈现对湖北的美术教育以及中国画的教学，都有着重要意义。张振铎的家属将其作品捐赠给武汉美术馆，对于丰富馆藏精品、发挥美术馆的专业职能、深入开展地域性美术研究和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及其后人对作品历史定位进行思考，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展览开幕当天还举行了以“张振铎与20世纪中国画之演变”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由《美术》杂志主编尚辉担任学术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分别就花鸟画传承、教育等话题分享了各自的观点。武汉美术馆馆长助理、本次展览策展人宋文翔表示：“通过举办这次展览及相关的学术活动，带动对张振铎艺术的深入研究，使我们在缅怀这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的同时，也回过头来对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发展进行更全面的梳理和认知，使得我们对于始终保有鲜活而强大的生命力的中国画艺术的未来发展更具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