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小型纵目面具

出土时，大型纵目兽面具额头上的夔龙身尾已经无存；两件小型纵目兽面具，一件额头嵌铸的夔龙身尾尚存，另一件纵目兽面具的夔龙身尾有残缺，修复后得以复原。从两件小型纵目兽面具的造型上，可以推测出大型纵目兽面具也是安装有夔龙身尾的。把夔龙身尾结合纵目兽面看，这三件纵目兽面具就不仅仅只是兽面，而是有身尾的“纵目大面夔龙”。最完整的一件小型纵目兽面具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夏商西周时期”单元中（图三）。

三件“纵目面具”各有特征特征

归纳三件兽面具整体造型是：

方颐，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筒状向前伸出，将眼肌伸拉出箍在眼球上；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阔口，舌尖外露，下颌略向前伸；大兽面的耳朵向两侧展开。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

在完整的小型纵目兽面具上，兽面前额正中的方孔上用补铸法铸上一高68.1 厘米的夔龙，夔龙头端与兽面鼻梁衔接，夔龙身、尾高高竖起，与兽面具形成整体造型成为纵目大头面的夔龙。龙身两侧各有安装饰件一环形耳。夔龙尾内卷，刀状羽翅。

这件完整的小型纵目兽面具高31.5、宽77.4、通高82.5厘米。而大号的那件兽面具仅面像宽就达138、高66厘米（图二）。如果将额上的夔龙身尾复原，这件大面具的高度应在1.7米以上，将它放在宗庙里与其同出土的连底座高达2.62米、仅人像高1.7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陈设在一起，看起来是非常协调而气势恢弘的。

“纵目面具”并非天外来客

以往，人们常常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这件还未复原额上夔龙的大型纵目面具上，而很少去思考三件纵目兽面具的额头上都是长出了夔龙身尾的原貌。在未对这类纵目兽面具造型进行整体把握的情况下，对其文化含义理解就难免有偏差，进而感到对这种文物的神秘造型不可思议，而将其调侃为“天外来客”、“外星人”。

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这种纵目兽面具就是蜀人的祖神蚕丛的形象。三星堆文化虽然继承了宝墩文化晚期的一些因素，但陶器中的盉和高柄豆以及铜龙虎神兽，铜牌饰等都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玉牙璋、玉琮等则是分别来源于二里头文化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以及更早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因素。青铜器冶铸技术包括一些礼器的器形和纹样，主要来源于二里岗和殷墟前期商文化因素。现在已经清楚蜀地商代青铜器冶铸技术的来源是在商代二里岗时期，商势力在向南的扩张中又继续向西挺进入成都平原，将正处于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带进成都平原，蜀地因此出现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在殷墟中期商势力退出成都平原后，三星堆青铜器生产就逐渐走向衰退。

严格地讲，三星堆青铜文明属于商代青铜文明的一个旁支，而并非是商文化的“山寨版”，古蜀青铜文明也是商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神人面像早在石家河文化玉石器中就存在，在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有的眼睛就特别长向两侧展开布局，纵目兽面具眼球凸出的特点，和二里岗时期的兽面纹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剖析三星堆纵目面具造型，其宗教意识来源与二里头文化、石家河文化和二里岗时期的商文化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不会是古蜀人臆造的“天外来客”。

纵目面具与“蚕”有关系吗？

一些学者根据后代文献记载，将蚕丛纵目的形象与传说的蚕神纠缠在一起，这样仍然困扰着学者对纵目兽面具文化意义的理解。

蚕是生活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从动物进化的角度讲，长期生活在阴暗的环境中的动物，为了看清物体眼睛会自动调焦拉长眼球，因而生活在阴暗环境的动物的眼球都长得特别外凸。但蚕在进化过程中眼睛已经退化失去视觉功能，并不是凸出的大眼，因此“蚕丛纵目”与蚕应该没有文字上的关联意义，将“蚕丛纵目”和蚕神挂钩应是后人的附会。

如果我们侧视国家博物馆陈列的这件额上有夔龙身尾的完整造型的纵目兽面具（图三），就会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纵目兽面具实为大头凸目的夔龙造型，而不是蚕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