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 母亲 纸本设色 145cm×145cm 1989 年

自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主义美术时期开始，现实主义美术便形成了截然于传统形态的自我变革。可以认为，正是从这时起，现实主义美术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和多样性的探索实验。形成这种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艺术创作始终沉浸在对权威和个人崇拜的痴狂之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美术更是无法脱离体制的绝对影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成为艺术创作的指导方针，这显然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规律。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和激情，而是对主流权威和话语中心的绝对服从，甚至是被误导下的盲目或逆来顺受。这样的作品传达的不是艺术家创作的自觉，而是一种迫于时势的明哲保身或立场坚定的自我表白。而“文革”之后的时期却不同，社会风气的改善也带动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不论是伤痕美术的反思与追问，还是乡土写实主义的忧伤与感怀，或者玩世现实主义的种种颠覆性实验，都呈现出新时期现实主义美术的多样形态与面貌。

现实主义美术由隐入显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现实主义被重新挖掘、认知的重要阶段。迫于中国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文化界给出答案，使现实主义回归的话题被重新提起，这也成为近年来文化艺术界颇受关注的重要现象。于是，以文学界为先锋，掀起了一场全面回归现实主义的热潮。回顾“文革”以后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相当严峻的考验，各种带着新观念、新形式、新标志的文学品类层出不尽、样式繁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颠覆达到极端的程度。但是，面对社会转型期生活现实的巨大冲击和读者大众对文学所应具有的关注现实品格的呼唤与期待，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振成为了社会关注的时代话题。此时，现实主义作家毅然承担了这份社会责任，努力为处于困窘状态的中国文学找寻一条出路。在这种境况的催生下，出现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特色但表现不够充分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虽然在形式、内容和表现上仍不够完善，但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一种文学潮流的过渡，毕竟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也带动了电影界、美术界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认知，现实主义的价值在此时得到了深层次的理解与挖掘。在美术界，一批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家，如方增先、孙为民、沈尧伊、张江舟、郑艺、王宏剑、忻东旺、袁武等，他们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日趋鲜明，并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整体面貌，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相当的声誉。在他们的推动下，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虽然现代艺术在短时期内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中国美术的整体面貌呈现出多样性的变化，但快速发展也导致了许多违背艺术规律现象的出现，同时某些极端化、功利化的行为也使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首先，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迫切需要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反映现实生活。虽然此时的现实主义处于式微，但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语言和精神内涵使其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职能，依然能够反映、表现当下的社会问题，包括对现实的批判和追问（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对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其次，源于人们对现代艺术中高蹈的、自我的和私语化的行为状态不满，对个人情感和精神的过分陶醉，对观念和主体意识的执著迷恋，使现代艺术成为一种个人经验的表达和宣泄，作品缺乏与观众的互动与共鸣，这样的艺术也必然被观众抵触甚至抛弃；此外，现代艺术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性。它一方面表现出高蹈的自主中心样态（以观念艺术、抽象艺术为代表），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媚俗化倾向（以艳俗艺术和新生代为代表），乐于表现一些形而下的个人经验，对社会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形态表达得过于低俗，抛弃了艺术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此情况下，呼唤现实主义回归的声音愈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