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五牛图卷》全卷局部

而乾隆内府把两卷《五牛图》的摹本和韩滉的原作并论，并一同放入春耦斋。内府对《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册的仿本也十分重视，这是为何呢？

乾隆内府在编著的《天禄琳琅》中，对品质精良的仿本、重复的刻本都一并收录。《天禄琳琅》的凡例规定：“宋元明版书，各从其代，每代各以经史子集为次。至明影宋钞，虽非剞劂之旧，然工整精确，亦犹昔人论法书，以唐临晋帖为贵，均从选入；同一书而两椠均工，同一刻而两印各妙者，俱从并收，以重在鉴藏，不嫌博采也。”乾隆在宫廷制作的《诗经图》上谈道：“昔人藏书，犹备数本，况兹图本不徒以文翰重乎。”对这些被乾隆认为具有图典功用的作品，比如《五牛图》，内府在收藏时借鉴了藏书的惯例，重视仿本的价值。

乾隆对书法的临、摹本也十分爱惜。乾隆称：“陆继善《兰亭》，政不妨与褚临真迹并入上品。”他对于工人所作摹本《双钩兰亭序》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钩摹，古法也。昔人谓唐（木無）《稧帖》，下真迹一等。此册为元人陆继善钩本，喜其笔法生动，因命内府工人仿之。神采宛然，不爽毫发。昔褚河南、米南宫书法大家，故神妙独到，今以工人而臻此，可谓精其能者矣。”（《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石渠宝笈》）

乾隆内府对图书的装潢采用了统一的样式，以区分等级。《天禄琳琅》在凡例中称：“其宋金版及影宋钞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与一般绘画不同，乾隆内府对《诗经图》也采用了统一的装裱格式。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命名学诗堂时，12幅中有10幅为手卷，乾隆把另外两幅册页皆改装为手卷“以从其类”。

乾隆时期，唐卡和玉器研究者也已经注意到，乾隆对作品功能的注意，有时候超过了对艺术价值的关注。罗文华在《龙袍与袈裟》一文中谈到乾隆对佛教造像的审美与思想，强调其注重实用性的一面，不太重视审美性。郭福祥也注意到乾隆收藏玉器时，不完全根据玉器的质量，也考虑玉器包含的纳谏的功用（郭福祥《宫廷与苏州：乾隆宫廷的苏州玉工》文）。乾隆内府的绘画收藏虽然重视审美趣味、艺术成就，也从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出发，考虑社会思想、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功用。因此，乾隆对人物故事、图像类绘画和经典法书，像对待图书一样进行系统的整理，并且重视仿本的价值。

也正是因为乾隆内府比较宽泛的收藏标准，对伪、仿之作存而不弃，当时误认为“下真迹一等”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仍旧留在内府，并得到了妥善保管。乾隆时期，清宫法书名画的收藏达到鼎盛，除了基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乾隆的个人爱好，也与乾隆内府的收藏理念息息相关。

本文根据北京/张震《赝鼎亦属古物 为什么乾隆皇帝收藏有书画赝品》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6年《收藏》01月刊